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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隨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舉足輕重——“青銅時代的禮樂文明”圓桌論壇精彩摘錄

分享到：發布時間：2023-6-17 18:10
來自: 隨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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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會場　攝影：李文軍

　　隨州日報見習記者滕銳劉馨怡實習生黃澤涵整理
　　6月13日下午，炎帝神農、曾隨文化高端論壇隆重舉行。著名專家學者會聚一堂，圍繞“青銅時代的禮樂文明”這一主題，深入挖掘闡發、傳承弘揚炎帝文化、曾隨文化，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教授羅新，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王清雷圍繞曾國考古、曾隨文化、禮樂文明等方面進行學術研討，為大家解讀了曾國、曾隨文化與楚文化的關系、曾侯乙編鐘等青銅器中蘊涵的禮樂文明等。
　　本報今日摘錄圓桌論壇的部分精彩觀點，以饗讀者。
　　主持人：我們知道，曾國是從地底下考古發掘出來的，目前已經“發現”了16位曾侯，填補了歷史空白。首先，我想請教一下方院長，曾國是一個怎么樣的諸侯國？其發展脈絡如何？對當時周邊的諸侯國，比如說楚國有何影響呢？
　　方勤：曾國首先也叫隨國，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曾國與隨國在文獻上都有記載，在隨州出土了以曾侯乙編鐘為代表的曾國的大量青銅器。學術界一直有人提出“曾國就是隨國”，但是，以前一直沒有實證。直到這幾年，在隨州的考古發現，在曾侯的墓里面，有關于隨侯的內容，有青銅銘文實證了“曾國就是隨國”。這對于我們隨州來講具有特別的意義，解答了隨州為什么叫隨州，也說明了隨州的歷史久遠。這個時期，一個國家叫兩個名字也特別常見。比如我們說的“荊楚大地”，曾侯乙銘文上有“楚王”，同時也有“荊邦”，就是一個國家兩個名字。
　　我們也在討論曾國是開國就在現在隨州這個位置嗎？2013年，我與王巍理事長到葉家山墓地考古發掘，我們才能十分確信地說，曾國一開始就分封在隨州這個地方，而且曾國是一個大國，是周王朝分封到隨州的一個重要的諸侯國。銘文中記載：“賜之用鉞，用政（征）南方。”通俗地說，就是如果諸侯國不聽話，曾國可以代表天子去征伐。還有就是周朝開國元勛南宮適，分封到了隨國。所以說當時隨國的地位不可小覷。
　　此外，曾國跟楚國之間的關系也很重要。從考古中發現，楚國公主“羋加”是曾侯寶夫人。楚國在當時已經發展得十分強盛了，但是依然把自己家的公主嫁給了曾侯作為夫人，楚國的公主有一段時間還代理了曾國的國政。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軍攻破了楚國，是曾國救了當時四處躲避的楚昭王。楚昭王就是后來給曾侯乙送編鐘的楚惠王的父親。這說明曾國跟楚國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曾隨文化與楚文化交融發展，共同構建了燦爛多姿的荊楚文化，是我們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上地位舉足輕重。
　　主持人：王理事長，您對曾國考古怎么看？它對中國考古有著什么樣的意義？
　　王巍：當時，分封諸侯選擇的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封在燕，是要控制北方；封在魯，是要控制東夷。封在隨，肯定也有重要的目的。曾國長期以來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現在一系列的考古發現，把曾侯的世系都發掘并研究出來了。西周時期分封的諸侯國很多，具體數量有不同的說法，至少是有上百個。曾國是唯一的一個，從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戰國中晚期，能夠把世系排出來的諸侯國。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曾國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歷史，對曾隨的研究成果，是西周或者整個周代考古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所以，在全國上萬項考古當中，我們選百年百項的時候，曾侯系列墓高票當選。
　　主持人：曾國與楚國地緣相近，人文相親，他們所代表的曾隨文化與楚文化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呢？
　　方勤：曾國是中央王朝派出來經營南方的代表，楚國也在長江中游這個范圍內漸漸由弱變強。兩個國家在一起，必然會有沖撞、融合。曾國從中央王朝帶來了發達的禮樂文明，楚國早期偏于南方，必然要學習以曾國為代表的北方文化。在這種交融中，曾隨文化、楚國文化得到了特別的繁榮發展。以曾侯乙墓為例，一些文物中既能看到曾國的影子，也有楚國的影子。“九鼎八簋”，這個禮制是來自于中原，但是“鼎”的樣式又來自于楚國。所以我想說，這兩個國家同在長江中游，他們的文化交融共同構建了荊楚文化，正是因為他們的不斷融合，我們的精神文化才如此的輝煌燦爛。
　　羅新：我想楚國、曾國、隨國也好，國家的統治集團，都是從另外一個地方來的。但是在他們來之前，這里有隨國自己的居民，也有楚國自己的人民。統治集團比較強大，他們讓原住民成為了他們這個國家國民的一部分。我們有很多的文化財富，都是這些人民創造的。同時，統治集團從北方來，從文化中心地區，從關中、洛陽等地區過來，他們也帶來了更先進的技術，他們有更高的政治組織能力，他們有更好的軍事組織。隨國和楚國之間有戰爭沖突，有競爭，也有合作，最終隨國被楚滅了。這種滅國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可能就是把隨國已有的文化，包括我們現在所知的青銅鑄造能力和技藝等都帶入了楚國，所以后來楚國的青銅器自成一體，有自己特別的風格。
　　主持人：曾國創造了青銅鑄造的巔峰，曾侯乙編鐘、尊盤、鑒缶等，樣樣都是精美之器。這些器皿一方面是供承載食物所用，另一方面是代表著禮制及藏禮于器。那么這些青銅禮器所代表的是一種怎樣的禮樂文明呢？
　　王清雷：《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從這個角度講，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它是當時禮樂制度的物化形式和重要載體，它承載了當時周代的樂縣制度。
　　那么什么是樂縣制度？樂縣（亦作“樂懸”）是必須懸掛起來才能演奏的一種鐘磬類樂器，西周統治者賦予這種鐘磬類樂器以深刻的政治內涵，于是形成了以鐘磬為代表的嚴格政治化的等級制度，這就是樂縣制度。
　　《周禮春官》載：“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說的就是周代樂縣制度的具體規定。也就是說，周天子是宮縣，那么金石樂器是擺在四面的；諸侯軒縣，金石樂器是擺列三面；卿大夫判縣，它的金石樂器是擺列兩面；士特縣，它的金石樂器只能擺在一面。曾侯乙編鐘是“L”型擺列在西面和南面，還有同時出土的一組編磬擺在了北面，這是《周禮春官》所載的“軒縣之制”。曾侯乙是曾國的國君，他的身份等級是諸侯。其樂縣之制，就是軒縣之制，與禮制相合。這就證明了文獻記載的可靠性，為周代樂縣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珍貴的考古實例。
　　主持人：這種禮樂文明對于我們當下的時代有著怎樣的意義？我們應該怎么樣去傳承和弘揚呢？
　　王巍：禮樂文明是中國古代，尤其是夏商周時期的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文明。它是通過一定數量、一定規制的，比如說青銅器、樂器，來彰顯不同的等級的制度，剛才王清雷教授講的是樂器，它叫“樂縣”，是懸掛起來的編鐘編磬。其實還有一部分，就是青銅器。
　　在西周時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都有明確的使用青銅器的制度。天子九鼎八簋，可以用九個鼎八個簋，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高級士三鼎兩簋，低級士一鼎一簋。我們在考古當中，確實可以看到，中型墓就是所謂的“卿”這級別的，往往是五鼎四簋，再小一點的，三鼎兩簋。一般庶民是不能用青銅容器的。
　　樂縣制度、編鐘編磬在低一級的墓葬當中很少發現。樂縣都可以懸掛，同樣也有可能世世代代地懸掛在宅子里，不一定隨葬在墓葬里。
　　我們說“鐘鳴鼎食”，中原的貴族是非常講究的，鼎和簋當中裝什么東西都有嚴格的等級規定。比如說天子，叫“太牢”，牛、羊、豬、魚等都有，諸侯就不能用牛了。
　　我覺得禮樂制度實際上在當代的價值和意義也是非常值得去探討的，要在發明創造當中去理解中華文明以及它的禮樂制度。
　　方勤：禮樂制度通俗地講，就是人和人相處的一些禮節和規定，它促進了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推進了社會的秩序化。其次，禮樂制度其實還有一種教化作用，就是對文化的傳承，包括對民眾的教育。在當今的社會，我們現在提倡的文明、和諧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
　　王清雷：曾侯乙編鐘是我國編鐘發展史的頂峰之作，它是我國古代高文化、高藝術、高科技的集大成者，它不僅僅是一種禮樂重器，更是我國古代音樂文化的物化形式與重要載體。研究以編鐘為核心的禮樂文化或樂縣制度，對于當今社會與世界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時代意義。
　　《禮記》中記載：“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既然這些都是“樂之末節”、“禮之末節”，那么什么才是中國禮樂文化的核心理念呢？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和”字。《禮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曾侯乙編鐘恰恰體現了中國禮樂文化“和”的這種理念。
　　曾侯乙編鐘，它的正鼓音與側鼓音都是大三度或者小三度。只要學過現代基本樂理知識的都知道，西方音樂的三和弦，是由三度關系的樂音疊制而成，所以他們的音響效果聽起來都非常和諧。同樣的道理，曾侯乙編鐘的音響效果也是非常和諧的。在一些周代的編鐘銘文當中，還有“和鐘”二字，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禮樂文化“和”的基因。
　　對于一個家庭而言，講究家和萬事興。對于中國而言，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那么對于世界而言，是和平與發展。所以我認為，傳承與弘揚編鐘“和”的這種禮樂文化基因對于當今中國與世界均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這也是中華禮樂文明對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貢獻。
　　主持人：隨州是炎帝文化、曾隨文化、禮樂文化的集成地，對弘揚和推動這些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各位還有著怎樣的建議呢？
　　王巍：我覺得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首先應該讓我們的民眾更多地了解曾隨文化在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當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強我們的自豪感；要讓我們的民眾了解中華先民們創造的這些輝煌的文化成就在當時世界上是個什么位置，增強民族自信心。曾侯乙編鐘的規模就是2400年前的一個大的交響樂的樂隊，它把西周中原的文化文明帶到了長江中游。所以它在中原的禮樂文明向長江中游以及更南地區輻射的過程當中的地位是需要被重視的。曾隨文化的宣傳讓我們隨州的民眾能夠為我們在這塊大地上曾經達到的輝煌的程度感到自豪，我認為能起到精神層面的推動作用。
　　方勤：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是我們新的文化使命和擔當，也是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的途徑。我想，首先我們要研究好、認識好我們的文明，我們的輝煌在哪里。我們叫炎黃子孫，那么與“黃帝”并稱的炎帝文化的發掘更應該進一步加強，我們一定要從更高的范圍、更高的眼界來看待炎帝文化。
　　炎帝文化在隨州這個地區，是圍繞著大洪山的一個距今5000年的輝煌文化。對于環大洪山這個區域來說，有高度發達的石家河遺址、屈家嶺遺址、雕龍碑遺址、金雞嶺遺址等等，在這個區域內就是我們炎帝的故里。
　　這個地方有什么特征呢？以石家河遺址為代表的城址、各個時期的玉器，雕龍碑遺址里面非常精致的房屋等。距今5000年的時候，環大洪山這一帶在中華文明中應該是一個高地，所以我們的文化不斷地往向北發展。我們中華文明的形成有個特點，就是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在反復的交融。仰韶時代，是中原黃河文明向我們這一帶發展，但是屈家嶺時期，也就是我們說的炎帝時代，我們的文明又往北方發展。隨州這個地方是圍繞大洪山的，不管是炎帝時代，還是我們曾隨時代，它都是南北融合交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樞紐。
　　我們要吸收這些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為我們當今文化的發展，注入強力的滋養。這對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一定要研究好、傳播好，為當代文明的建設服務。
　　羅新：我覺得我們要面對一個這樣的歷史事實，像曾國，我們在幾十年前是根本不知道的，這么美好的青銅器以前也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現在因為有了考古學家出色的成就，我們才更多地了解了曾隨文化。我覺得每一代人向前人學的東西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靠自己去努力。我們要開放包容，學習任何先進的東西，把它們變成我們的東西，這才是更重要的未來所需要的東西。
　　王清雷：曾侯乙編鐘，作為編鐘發展史上頂峰之作，它也是世界音樂科技史上的一朵絢麗的奇葩。1978年8月，首場曾侯乙編鐘文物原件演奏音樂會在湖北武漢軍區71師大禮堂（隨州）成功舉辦。當時，譚維四先生是總策劃、總指揮，黃翔鵬先生為顧問，演奏的曲目有《東方紅》《楚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蛤蟆調》等，這些樂曲，在中國音樂史、世界音樂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中國，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族群，都不可能聆聽到用2400多年前他們自己的禮樂重器所演奏的音樂。
　　我建議是否可以把這些曲目納入到我國的幼兒園、中小學教育乃至高校的音樂欣賞課當中？通過聆聽這些穿越了2400多年，由曾侯乙編鐘文物原件演奏的原聲音樂，使我國廣大的師生能夠真真切切地了解到我國璀璨輝煌的中華禮樂文明。

（責任編輯：夢回吹角連營新聞熱線：0722-331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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