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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一家親共圓中國夢 ——癸卯年世界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特刊

分享到：發布時間：2023-6-12 15:15
來自: 隨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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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開隨州厚重的歷史，滿卷寫下煙霞和燦爛。
　　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農在這里開創農耕，燒山的火把點燃了中華文明的火種；
　　隨國大賢季梁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民為神主”的思想，撥開了中國民本思想的第一束曙光；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曾侯乙編鐘在這里出土，它的精美絕倫和華夏正音驚艷了世界的目光；
　　江漢軍區司令部在這里運籌帷幄，讓紅旗漫卷荊楚地，盡顯革命先輩的忠誠與信仰、奮斗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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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州因此成為華夏農耕文明發源地、青銅禮器巔峰見證地、古代治理智慧集成地、鄂豫地區重要革命根據地，神農文化、曾隨文化、治理文化、紅色文化等在此交相輝映，它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涵養了隨州“文化高地、禮樂之城”的厚重底蘊和精神氣質。
　　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新時代的隨州，正在大力弘揚炎帝神農開拓創新精神，通過舉辦尋根節、曾隨文化申遺、編鐘復制演出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見性發掘、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文物活起來，讓文化名片亮起來，進一步彰顯隨州禮樂文明的精神之源、精美之器、精典之都、精致之治，加快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勝勢，為建設城鄉融合發展示范區注入文化動力，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貢獻隨州力量。

　　 精神之源始祖之光耀神州
　　烈山之上，望我家邦；人文始祖，布衣先皇。
　　隨州炎帝故里景區，炎帝神農大像巍然聳立，他手執稻穗，目光慈祥，深情俯瞰著隨州故園的滄桑巨變。
　　5000多年前，炎帝神農帶領族人在烈山艱難而執著地耕種，燒山的火把點燃了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
　　他制耒耜、植五谷，嘗百草、療民疾，辟市場、倡交易……“八大功績”開啟了璀璨的華夏農耕文明，創制了早期的禮樂文明，實現了人類從游牧到定居、從漁獵到農耕的歷史轉變，成為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由炎帝神農氏肇端的代表長江流域遠古文明狀態的農耕文化和由黃帝軒轅氏開創的代表著黃河流域遠古文明狀態的黃帝文化結合在一起，成為5000年來連綿不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根。
　　炎帝神農氏堅韌不拔的開拓精神、百折不撓的創新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天下為公的奉獻精神和黃帝軒轅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寬厚仁和、以德化民等精神，共同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的源頭。炎帝與黃帝一起被尊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被世代炎黃子孫敬仰祭拜。
　　華夏悠悠文明史，烈山腳下是源頭。隨州作為炎帝神農故里，有典籍、遺跡、傳說、考古為證，有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權威認定，也得到了世界華人的廣泛認同。《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帝王世紀》載：“神農氏起于列山，謂列山氏，今隨厲鄉也。”從春秋初年以來，有140多種典籍記載炎帝神農誕生于烈山，也就是隨縣的厲山鎮。新中國成立后，在隨州及周邊棗陽等地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表明，在距今5000-6000年的歲月中，隨棗走廊確實生息著一支規模較大的先民群。此外，隨州有眾多的炎帝神農文化遺跡，有眾多的炎帝神農民間傳說，有延續數千年的敬奉炎帝神農的習俗，世界各地的華人也認同隨州烈山是他們的“根”，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每年都派團來隨州尋根。2003年，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出版的《炎黃匯典》明確定位：湖北隨州是炎帝神農故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2004年，我國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今年來隨時指出，在隨州這一帶興起的史前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跟炎帝集團的興起是吻合的，可以看出這一帶是當時世界文化非常發達的區域。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隨州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炎帝文化、曾隨文化、詹王文化、紅色文化、治理文化等在這里綿延古今、交相輝映，涵養了隨州厚重的文化底蘊和隨州人絢麗的精神底色。隨州歷屆市委、市政府堅持將文化作為城市發展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推動炎帝文化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創見性挖掘、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隨州扛起弘揚炎帝神農文化的大旗，高標準規劃建設炎帝故里景區，從2009年起，連續14年成功舉辦世界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滿足了世界華人尋根問祖的精神需求，增強了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文化認同，凝聚起民族復興的強大力量。文化學者于丹說：“提起炎帝，就想到隨州。”許多來隨參加尋根節的嘉賓深情地說：“隨州是全球華人共同的精神家園，炎帝文化是我們共同的民族之根、文化之根、文明之根！”炎帝神農文化不斷發揚光大，成為聯系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炎帝故里隨州正在成為世界華人謁祖圣地、中華民族精神家園。
　　歷久彌新的炎帝精神凝聚起隨州推動發展的強大自信和奮進力量。世界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常辦常新，已成為響亮的隨州文旅IP，作為凝聚發展合力、展示隨州形象、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為隨州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擴大“朋友圈”、注入“新動能”。炎帝神農故里建設加速提質，獲得“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中國華僑國際文化交流基地、湖北省文化遺址公園等榮譽，正在沖刺創建國家5A級景區，圣地品牌持續彰顯。傳承炎帝神農自強不息、開拓創新精神，隨州著力擦亮專汽之都、現代農港、謁祖圣地、風機名城、新能基地五張產業名片，特色產業轉型升級、活力迸發。開展神韻隨州品質提升補短板三年行動，以文鑄魂、以文塑城，建設花園城市，“神韻隨州、一見鐘情”城市形象深入人心。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隨州將堅持初心辦好尋根節，讓炎帝文化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綻放時代光彩，持續培固民族精神之根，堅定文化自信之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隨州高質量發展匯聚磅礴力量。

　　 精典之都漢東之國隨為大
　　漢水，中國內陸腹地一條重要河流，中華民族的母親河。5000年前，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炎帝就生活在漢水流域的烈山之上、姜水之畔！
　　西周初年，武王滅商，王族功臣，大封四方。漢水以東以北，諸侯林立，史稱“漢陽諸姬”。隨（曾）國是其中最大、最核心的存在。“文宗史圣”左丘明在其《左傳》一書中稱：漢東之國隨為大！
　　從周初分封至南方，到戰國中期滅失，隨（曾）國在700余年歷史時空里，履行守護周王朝“南土”的重要使命，發展輝煌燦爛的青銅文化，成為南方禮樂文明的高地。
　　西周以降3000年，曾（隨）國故都隨州城，或為諸侯國都，或為郡治，或為州城，也曾短時間作為縣城。優越的地理區位，燦爛的歷史文化，開放的經濟流通，成就了其禮樂文明“精典之都”和“漢襄肱骨、神韻隨州”的美譽。
　　漢東之國隨為大，大在它占據要害地理位置，肩負為周王朝中央經營南方的重大使命。曾（隨）國勵精圖治，人才輩出，涌現出季梁等一批杰出政治家、軍事家，誕生了領先時代的“民為神主”民本思想。曾（隨）國重視農業生產和青銅冶鑄業發展，內修國政，外盟兄弟，綜合國力始終居“漢陽諸姬”之首，也是迄今考古發現的、延續時間最長的周代諸侯國。
　　曾（隨）國700年的歷史是通過考古發掘逐步揭示的，這在周代的諸侯國歷史研究上絕無僅有。
　　2009年隨州文峰塔曾侯與墓出土的編鐘，長篇銘文記錄了曾國的由來：其始封君，是“左右文武”的西周開國功臣、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南宮適。同時，銘文還記載了一場吳楚之戰，在這場戰爭中，曾侯與保護了楚昭王，楚昭王與曾侯與立下盟約。專家們據此比照史籍認定，曾國與隨國是“一國兩名”。
　　曾（隨）國是周王朝“空降”式分封到漢東地區的，擔負為周王朝經營漢水流域及淮夷區域的重要使命。這個重要使命與其地處“隨棗走廊”的特殊地理區位密切相關。
　　“隨棗走廊”位于大洪山與桐柏山之間，是連接中原南陽盆地與江漢平原的一條重要通道，因其中有隨州、棗陽兩座城市而得名。兩周時期，“隨棗走廊”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漢江地區的交通要道，也是楚人東出北進的主要線路。隨棗走廊還是周王朝運輸銅錫礦料的戰略通道上重要一段。
　　曾（隨）國是先秦青銅制造技術的集大成者。曾（隨）國用眾多造型奇特、紋飾精美、銘文豐富、巧奪天工的青銅器證明，它是一個青銅冶鑄業強國，是先秦南方青銅工業文明的中心，代表了中國青銅文明的巔峰。
　　打開700年“曾（隨）國史”，青銅器是它精彩的篇章。幾乎每一座曾侯墓都有大量精美青銅器出土，如大眾所熟知的曾侯乙編鐘、曾侯乙尊盤、曾姬壺等。為什么曾國的青銅文化如此高級、燦爛？
　　這還要從曾伯桼簠的“金道錫行”銘文說起。“金道錫行”是周代描述遠距離運輸青銅原料的專有名詞，即運輸金（銅）、錫等原料的路線。
　　兩周時期，長江中下游的銅料、錫料主要流向了中原的周王朝，在江漢間形成“金道錫行”。而曾（隨）國是“金道錫行”的重要轉運樞紐——來自長江中下游的銅、錫原料，沿長江、漢水、涢水（府澴河）抵達曾國，再由曾國經隨棗走廊、南陽盆地到達洛陽或西安。如此，曾國在守護“金道錫行”同時，自己也獲得豐富的銅錫礦料資源，加之一代代能工巧匠豐富的技術傳承積累和精工細作、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曾國出土這么多精美的青銅器也就不足為奇了。
　　上世紀90年代，湖北省19件文物被認定為國寶級文物。其中，曾侯乙墓文物就占9席，包括曾侯乙編鐘、尊盤、聯禁銅壺、銅鑒缶、銅鹿角立鶴等青銅器。曾侯乙尊盤是先秦青銅器中最復雜、最精美的一件。它造型美觀，極盡奢華，達到戰國時期青銅冶鑄業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曾隨文化是南方禮樂文明的高地，用編鐘奏響“華夏正音”，推進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潮流！曾隨國文化作為先進周文化在南方的嫡傳，一度領先于楚地文化，在與楚文化和周邊方國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促進了長江流域融入中華主流文明的進程。
　　禮樂制度是周王朝維護統治的重要制度之一。周王朝以“禮”強調規范，以“樂”倡導和諧，確立了以鼎為核心的列鼎列簋制度，并輔以編鐘為核心的樂器。曾（隨）國被分封漢東后，其禮樂制度一直遵循周王朝正統，同時在與周邊方國的交往交流中創新發展。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慶柱認為，楚國所在的長江流域融入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化圈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從曾國的考古發現中我們可以認知到這一點。此后在秦、楚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漢文化。因考古發現日益清晰的曾國歷史，讓我們可以看到統一的中華文化演進之路。
　　星移斗轉，“金道錫行”早已消逝在歷史的煙云中，而“漢東大國”的禮樂文明基因、青銅冶鑄工業文明基因等依然留存在隨州這片土地上。古老而又年輕的隨州，正以禮樂文明“精典之都”的新面貌屹立于隨棗走廊，全力打造“神韻隨州”，建設花園城市。發揚工匠精神，建設中國專汽之都、風機名城。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開放自信、積極進取的隨州，正奏響新時代的“華夏正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上奮勇前進。

　　 精美之器編鐘出世驚寰宇
　　“誰拾起他留下那把琴，誰的歌穿越了時空，誰在堂前舞編鐘，誰的夢又與誰同？”
　　隨州博物館編鐘演奏廳，一首《夢隨心動》婉轉悠揚，把人們帶入那遠古的神農時代。
　　漢代桓譚的《新論》記載：炎帝神農氏“始削桐為琴，練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
　　炎帝神農創制五弦琴發明音樂，開創了中華早期的禮樂文明。至堯舜時代，古人開始用金、石、絲、竹、土、革、匏、木八種材料制作樂器，奏出和諧悅耳的樂章，叫做“八音克諧”。
　　《樂記·樂禮》載：“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西周時期，為了建立和鞏固新的政治秩序，周公在革新夏禮、殷禮的基礎上“制禮作樂”，形成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為中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使禮儀文化從之前的祭祀文化開始轉化為對人的禮樂文化。自周公“制禮作樂”到孔子禮樂復興，禮樂文明成為中國自先秦以來三千多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
　　周王朝對禮樂文明的高度重視，推動禮器、樂器的制作和音樂教育事業邁向更高水平。當時正處青銅時代，從周天子到諸侯國君紛紛藏禮于器——制作青銅禮器、樂器以彰顯國威和尊嚴。周朝因此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禮樂文明發展的高峰，而曾隨禮樂文化則是其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對此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提供了實證。
　　1978年，在曾國（周王朝分封的諸侯國）故地隨州出土的戰國時期曾侯乙編鐘，彰顯了禮樂文明的精美之器和華夏正音，展現出“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的恢弘氣度，也奠定了隨州作為中華禮樂文明之城的厚重基石。
　　——編鐘之美，在于其鑄造技藝之精。青銅器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產品，而青銅鑄造的曾侯乙編鐘更是尖端中的尖端。曾侯乙編鐘共65件，重達2.5噸，以其數量之多、音律之全、技藝之精、氣勢之大，被譽為“編鐘之王”“世界第八大奇跡”等。它形制精美，紋飾瑰麗，鐘及架的裝飾，取有人、獸、龍、花、幾何形等多種題材，采用了圓雕、浮雕、陰刻、雕繪、線描等多種技法，達到了極其精美的效果。
　　不僅如此，其每個鐘體能發出兩個樂音，即“一鐘雙音”，聲音可清脆明亮，也可雄渾浪漫，音域幾乎接近現代鋼琴，是物理學、鑄造學、音樂學、工藝美術學等多種學科融合的結晶，表明當時的青銅鑄造技術已經爐火純青。
　　與編鐘一同出土的青銅器尊盤更是精美絕倫。尊盤唇口布滿鏤空紋飾，如同絲瓜瓤子，繁密纖細，巧奪天工，鏤空雕刻的56條龍、28條蟠螭栩栩如生。尊盤至今無人能復制。
　　——編鐘之美，在于其彰顯音韻之美。“東方紅，太陽升……”1978年8月，剛出土的曾侯乙編鐘迎來第一次“演奏”。令人驚嘆的是，在地下沉睡2400多年的編鐘竟然能夠旋宮轉調，演奏出如此美妙的天籟之音！
　　曾侯乙編鐘擁有完整的十二音系統，與現代的鋼琴相差無幾。一生都在研究編鐘的曾侯乙編鐘研究院院長馮光生表示，中國有了“一鐘雙音”及“十二律”，是中國人在公元前五世紀為人類音樂文化作出的偉大貢獻。
　　與編鐘一同出土的音樂文物，有編磬、建鼓、琴、瑟、篪、排簫、笙等，總計達125件，中國古代所謂“八音”基本齊備。這是一個相當規模的“宮廷樂隊”，堪稱中國青銅時期音樂文化的巔峰，將中國古代音樂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極。令人稱奇的是，在曾侯乙墓中竟然發現了在我國秦漢時期失傳的五弦琴，這印證了神農生于隨。從炎帝神農創制五弦琴到曾侯乙鑄造編鐘，也體現了禮樂文明在隨州的一脈相承和發揚光大。
　　曾侯乙編鐘上有3755字銘文，這些銘文不僅標注了各鐘的發音律調階名，還清楚地表明了這些階名與楚、周、齊、申等各國律調的對應關系，可謂是“一部金光閃爍的樂律經”。
　　作為檔案文獻的載體，曾侯乙編鐘集樂音信息和文字于一體，構成了迄今所知公元前5世紀世界范圍內唯一的有聲“音樂教科書”。今年初，第五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公布，“隨州曾侯乙編鐘”榜上有名，為下一步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打下了基礎。
　　——編鐘之美，在于其傳承和合之美。曾侯乙編鐘被譽為“國寶”，經常在重大場合亮相，成為傳遞中國聲音、展示中華文明的文化使者。
　　香港回歸，北京奧運會……每每國之大事，曾侯乙編鐘那渾厚神奇的樂音，頻頻向世界傳遞著和合之美。
　　在重大外交場合，編鐘也頻頻亮相：2018年4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在武漢舉行非正式會晤，在湖北省博物館內，曾侯乙編鐘見證了兩個偉大國家的攜手。
　　曾侯乙編鐘的造型為“合瓦形”，其代表的禮樂文明的核心理念也是“和”。編鐘中的镈鐘也是融合、和諧的象征。“楚王奔隨”的故事，代表著曾國與楚國和平相處，融合進步，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合”理念相一致。
　　曾侯乙編鐘頻繁地參與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既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傳遞著我們“和合之美”的文明交流互鑒理念。幾十年來，觀看過曾侯乙編鐘、欣賞過編鐘樂舞的各國政要，面對這一世界奇觀無不熱情贊嘆。編鐘成為增進中外友誼、促進世界文化交流的“特使”。
　　“讓文物活起來”。我市積極推動曾隨文化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做好編鐘復制技藝傳承，曾侯乙編鐘已通過復制件參加眾多樂舞演出，滿足人民群眾對其心之神往的好奇，奏響著“神韻隨州、一見鐘情”的盛世強音。編鐘樂舞

　　 精致之治治理智慧集成地
　　炎帝神農在這里開創農耕，曾侯乙編鐘敲響華夏正音，民本思想在這里萌芽，科舉制在此孕育……創新創造的精神在隨州大地一脈相承，禮樂文明的傳承創新造就了“精致之治”，使隨州成為古代治理智慧的集成地。
　　公元前11世紀，西周王朝的統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禮樂制度用于管理國家，使人們在一種禮儀規范中遵循社會道德和秩序，維護社會人倫和諧。周朝的禮樂制度，不僅維系了周王朝長達八百多年，更為以后秦漢帝國建立的大一統華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儒家學說的主要創立者孔子在對周朝禮樂制度有所損益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獨特的禮樂精神。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引入“仁”的概念，提出“克己復禮”，強調“禮”要與“仁”結合在一起，成功對禮的內涵加以改造，為禮樂文化注入新鮮的生命力，儒家禮樂觀成為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主體，隨著后世諸子的反復改鑄和“理”的注入，儒家思想逐漸豐富完善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2000多年來的正統思想。
　　而隨國大夫季梁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為神主”的思想，比孔子的民本思想早了200多年，構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源頭，被唐代大詩人李白譽為“神農之后，隨之大賢”。
　　《左傳·桓公六年》所載季梁與隨侯對話時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認為君要民擁戴，必須忠民利民。若拋棄人民而只崇拜鬼神，就會喪失政權。此外，季梁還提出“修政而親兄弟之國”的政治主張，即對內修整國家政治，對外與兄弟國家親善，以及“避實擊虛”的軍事策略，使隨國成為“漢東大國”。這為后世外交和軍事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中華禮樂文明自周公“制禮作樂”和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正統思想以來，作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不斷地寫進國人的心靈，塑造著各個時代的文化特質。
　　民本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思想的主流思想，其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等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史料。但我國古代民本思想是出于維護國家政權長治久安的衍生品，始終沒有超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識范疇。因此，它在理論上是民為邦本，現實上卻是專制主義。它沒有形成一種理論體系，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只是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存在于統治者的頭腦中，其推行需要圣賢在位以及與德治主義相配合。
　　中國學術界在研究文化傳承時，總是習慣于把目光投向學說、學派、人物。其實，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確立并被有效執行，那么一個大國的行政力量就會轉化為空間力量、時間力量和社會心理力量，使文化傳承成為一種穩定的結構。
　　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說：“中國歷史上企圖成為制度的文化主張很多，但真正成為一種龐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國、行之千年的，便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的創立者是隋文帝楊堅，科舉思想肇始于隨州。《周書·楊忠列傳》記載：“武成元年，（忠）進封隨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楊忠逝后，楊堅襲父“隨國公”爵位，后又任隨州刺史，再進封柱國。581年，楊堅即位后立國號為“隋”，隋朝因隨州而得名。隨州是隋文帝楊堅的龍潛之地，是即將誕生的隋王朝的“實驗田”。
　　科舉制是指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文官選拔制度，從隋代至清末延續了1300多年，選拔出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構成中國歷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一大批出色的行政管理專家。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社會身份不再世襲，為寒門子弟參與國家治理開辟了通道，促進了中華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使中華文明越過無數次滅亡的危機而浩蕩延續，后因其種種弊端和不能適應時代而廢止。
　　楊堅在位時除科舉制外，還創立了三省六部制，“禮”為六部之一。這些舉措完善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促進了封建官僚體制的成熟，對后世國家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
　　西方當時有人驚嘆，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一項偉大的制度。他們認為這一制度應該與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一樣，是重要的發明創造。
　　隋朝歷史雖然短暫，但其省部制與考試制度的設計，至今還在創新性使用。不僅影響了中國，而且影響了東亞。應該說，它們是隋唐之后中國社會治理的精致制度設計之淵源。
　　因季梁和楊堅的偉大創舉，隨州成為古代治理智慧的集成地。現在，隨州文化公園內設有季梁雕像，城區還有季梁街。2016年，隨州在城南智門寺原址上恢復興建了楊堅故居，以示紀念。
　　新時期的隨州，從古代治理智慧中汲取營養，貫徹新時代的“中國之治”，改革開放初期探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涌現出“荊楚第一包”。本世紀初，探索出村級“兩票制”選舉和“兩會制”決策、“逢四說事”的基層矛盾化解機制等。當前，隨州正在著力打造城鄉融合發展示范區，推進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興辦鄉村合作公司引領鄉村振興，推進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不斷推進市域治理現代化，奮力建設現代化新隨州。

（責任編輯：海闊天空新聞熱線：0722-331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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