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布的湖北經濟半年報顯示，上半年，湖北實現生產總值29642.61億元，同比增長6.2%，增速高于全國0.9個百分點，在已公布GDP數據的省份中，位列經濟大省第一位，中部第一位。
近兩年，“中部顯眼包”的標簽讓湖北在社交媒體上頗具話題度。這份“顯眼”不僅體現在科教文衛產經等核心領域的表現上——在中部各省，湖北的多項關鍵數據保持前列，更藏在許多看似與“中部內陸”身份反差強烈的細節里：從造船廠的硬核產能，再到海事法院的布局，湖北同樣展現出獨樹一幟的存在感。在某些領域，湖北已達到或超過部分沿海地區（如科教文衛、省會城市實力等），這也使得“沿海克星”的說法得以傳播。作為內陸腹地省份，湖北正憑借產業爆發力，在一些傳統上由沿海省份主導的賽道上尋求突破。
要理解這個說法，得先跳出“內陸地區發展受限”的傳統認知。
湖北的發展優勢，首先來自區位優勢的迭代升級。過去“九省通衢”多指代陸路交通；如今的湖北，是長江經濟帶與中部崛起戰略的交匯點。去年，武漢陽邏港集裝箱吞吐量達238.1萬標箱，中歐班列輻射40國，“米字形”高鐵網提升了物流效率，使其接近沿海水平。這種“不臨海卻通江海”的特點，讓湖北既能承接沿海產業鏈轉移，又能輻射中西部市場，成為產業布局的重要節點。
更關鍵的是產業實力的逐步突破。在光電子信息領域，湖北“光芯屏端網”產業規模達到萬億級，武漢“光谷”的光纖光纜產量占全球25%，激光設備市場占有率連續12年全國第一，在電子信息產業領域形成了與沿海地區差異化發展的格局。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湖北構建起“研發設計—核心零部件—整車制造—后市場服務”的全鏈條體系，2024年新能源汽車產量突破50萬輛，占汽車總產量的36.5%，較2023年提升近15個百分點。上半年，東風自主新能源汽車出口增長明顯，出口量同比增長229%，產業發展態勢良好。大健康產業同樣穩步發展，2024年，湖北大健康產業規模突破萬億，成為全國生物醫藥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省生物醫藥制造業營業收入達1235億元，居全國第8位。
這些產業突破的背后，是湖北將科教優勢轉化為創新動能的支撐作用。上半年，湖北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4.4%，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貢獻率達27.5%。全省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智能網聯汽車等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取得一定進展，成為拉動區域發展的新動力。
湖北有134所高校，每年培養30萬技術人才，在漢院士數量居全國第4位。更難得的是“產學研用”的高效轉化，為把科教優勢轉化為人才、創新、產業、發展優勢，自2021年起，湖北相繼成立10家“湖北實驗室”，聚焦全省“61020”（6大領域、10個方向、20項技術）科技攻關需求，持續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產出一批標志性亮眼成就。
全球首片8寸硅光薄膜鈮酸鋰光電集成晶圓在九峰山實驗室下線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1月在湖北考察時說，“每次來湖北都能看到一些新東西。”比如，九峰山實驗室研發全球首片8寸硅光薄膜鈮酸鋰光電集成晶圓；三峽實驗室攻克光刻膠用光引發劑制備關鍵技術實現自主可控；東湖實驗室電磁能技術挺起“大國脊梁”；洪山實驗室培育高產高蛋白、快脫水宜機收玉米新品種；珞珈實驗室實現北斗動態厘米級、靜態毫米級定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湖北科教人才優勢突出、科技創新能力較強，要在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上開拓進取。主動融入全國創新鏈，努力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
為了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湖北在體制機制、人才隊伍、科研攻關、支撐發展等方面為實驗室提供支持。自實驗室成立以來，湖北每年給予每家實驗室五千萬經費用于科技創新。鼓勵機制創新，比如洪山實驗室探索“自行轉化、自主分配、自行擔責、收益捐贈”舉措；江城實驗室采用“戰略投資+員工持股+銀行貸款”多元組合方式。這種“經費保障+機制靈活”的政策設計，促進了實驗室成果從論文向產品的轉化，支撐了光電子、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的發展。2024年，湖北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突破3萬家，增速連續三年居中部第一。
光谷科技創新大走廊未來科技城園區
7月21日，湖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忠林在湖北實驗室調研時強調，要把實驗室當作“特區”來打造，用最強的人力、最好的物力、最足的財力，支持實驗室獨立運行。按照“全球視野、國內領先、戰略導向、產業需求、開放共享”的原則，努力把湖北實驗室建設成原始創新的策源地、產業發展的強引擎、支點建設的動力源，為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提供有力支撐。
湖北之所以被稱為“中部顯眼包”“沿海克星”，除上述區位和產業優勢外，還與其歷史文化底蘊有關。從湖北的歷史脈絡與地域性格來看，這些標簽背后，是一部內陸省份的發展探索史——從楚地先民的“篳路藍縷”到當代湖北的“換道超車”，刻在骨子里的，是網友賦予湖北的第三個標簽——“一生要強的湖北人”，這，便是這片土地的精神密碼。
“一生要強”，是楚文化基因中不服輸精神的體現。
湖北人的“要強”，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的楚文化。當中原諸國以“正統”自居時，偏居南方的楚國提出“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在江漢平原上發展出“楚地千里，帶甲百萬”的規模。這種“不服周”（湖北方言“不服氣”）的勁頭，并非蠻橫對抗，而是對固有局限的突破：別人認為南方不宜農耕，楚國就修建芍陂（今安豐塘），為“湖廣熟，天下足”奠定基礎；中原視“奇技淫巧”為末道，楚國卻造出曾侯乙編鐘，推動禮樂文明發展。
近代以來，這種“要強”更為突出。清末民初，當沿海省份開展“師夷長技”時，湖北在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念下，建起漢陽鐵廠（當時亞洲最大），鋪設京漢鐵路，成為內陸地區近代化的探索者。1911年的武昌起義，將“敢為天下先”融入湖北人的精神中：不等不靠，看準就干，即便從零開始，也要探索發展路徑。
這種性格投射到當代產業發展中，便是“沒有條件就創造條件”的闖勁。武漢“光谷”的起點，只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光學儀器廠，當時全國的光纖市場被國外壟斷，有人說“內陸搞高科技是天方夜譚”。但湖北人偏不信邪：高校里的實驗室成了“第二車間”，科研人員帶著圖紙跑遍全國找資金，硬是用30年時間把光纖光纜做到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額。如今，面對人形機器人這樣的新賽道，湖北又一次展現“要強”本色——沒有先發優勢，就整合73所高校的科研力量，僅用7個月時間，實現人形機器人從0到1的突破，在剛剛結束的第三屆鏈博會上一口氣亮出20個整機產品，不僅實現關節驅動、環境感知等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更依托 7000平方米創新中心，形成“算法+硬件+場景”的全鏈條布局，用全產業鏈優勢彌補時間差。
“光子”人形機器人
湖北的發展路徑，并非復制沿海模式，而是探索“內陸特色發展路”。
楚文化里“善假于物”的智慧，在這里轉化為對資源的極致利用。沒有海岸線，就發揮長江“黃金水道”作用；缺乏外貿傳統，就建設自貿試驗區，推出“跨境電商+海外倉”模式。上半年，湖北進出口總額達到4023.1億元，同比增長28.4%，增速遠超全國平均水平25.5個百分點，中部第一，加快“打造內陸開放高地”，不負習近平總書記對湖北的殷切囑托。不糾結于先天短板，專注于發揮優勢，正是楚人“借勢而為”的智慧。
湖北造各類產品廣受海外消費者好評
更關鍵的是，湖北將“要強”的性格融入產業升級，探索“從跟跑到領跑”的轉型。在汽車產業，當沿海聚焦電動化時，湖北推進無人化，武漢經開區建成全國首個“車路協同”示范區，智能駕駛商業化運營里程突破1000公里；在光電子領域，從“光纖光纜全國第一”到“量子計算原型機問世”，武漢“光谷”用30年完成從“技術引進”到“原創引領”的轉變；在宜昌，磷化工產業通過技術改造，從低端肥料轉向新能源電池材料，附加值提升10倍以上……這種“換道超車”的魄力，體現了湖北對“守成”的警惕——如同楚文化不拘泥于周禮，注重在現有框架外探索新可能。
無人駕駛接駁巴士在國家智能網聯汽車（武漢）測試示范區穿梭
說到底，“沿海克星”的說法，本質上反映了內陸地區發展自信的提升。不同于過去沿海靠“人口紅利+外貿優勢”的發展模式，湖北探索出“創新驅動+內需市場”的新路徑。
但湖北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濟總量、人口吸引力、民營企業活力等方面，其與沿海強省還存在不小差距，所謂“沿海克星”不代表湖北強于沿海，也并非區域間的零和博弈，而是發展模式的突破——以科教資源和產業韌性彌補地理劣勢，與沿海形成產業鏈上下游協同，體現中國經濟“多點開花”的活力。如同楚文化與中原文化最終融合為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當前湖北與沿海地區，正構建“互補共生”的新發展格局。
從楚地先民“篳路藍縷”的開拓，到今天“三個標簽”的走紅，湖北的故事，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不被定義，永不止步。這些標簽或許會隨時間更替，但刻在骨子里的“楚魂”——那份融堅韌與靈秀、務實與創新于一體的精神，將推動這片土地繼續實現突破。
畢竟，對“一生要強”的湖北人來說，最好的“顯眼”，永遠是下一次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