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武漢一批抗戰老戰士、老同志相繼收到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這些老人年近或者過百歲，最年長的108歲。他們是國家的英雄、民族的脊梁、勝利的見證者。長江日報記者近日走訪了幾位抗戰老戰士，近距離感受他們的愛國情懷、民族氣節和英雄氣概，傳承抗戰精神，賡續紅色血脈。
“‘允一’是我母親在入黨時自己改的名字，表示‘一生只允諾一個信仰，就是共產主義’。”談起母親，百歲老紅軍張允一的女兒張延平滿是驕傲。
1918年，張允一出生于河南杞縣一個敗落的大家庭。在父親的傳統意識里，女兒頂多讀完小學就可以了，但張允一的母親不想女兒重復自己“整天圍著鍋臺轉”的命運，她希望女兒自立自強，學習文化知識，于是利用晚上紡紗織布，賺錢供張允一上學。
這也間接促成了張允一的革命人生。1935年，17歲的張允一正在開封女師讀書，“一二·九”運動爆發，她被推選為學校抗日后援會主席，帶領同學們走上街頭，散發傳單，演街頭劇，宣傳救亡圖存。“在學生集會上，她經常登臺演講，還上街演《雷雨》，反串魯大海，我母親一輩子都是這樣英姿颯爽的形象。”張延平說。
1936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國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開封成立隊部，追求進步的張允一成為其中一員并迅速成長。1937年1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在此時，她將名字“張國媛”改為“張允一”。
1938年至1945年，她參加新四軍，在河南、湖北地區開展抗日活動，其間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畢業后，張允一留校任教。談起在延安的這段經歷，張允一最難忘的是老紅軍艱苦奮斗、樂觀向上的精神，也正是這種精神激勵她一路前行。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張允一積極投身工業戰線，先后在湖北省總工會和湖北省經委工作。后來，她主動請纓到基層鍛煉，到武漢裕華紗廠任黨委書記。她保持著革命戰爭年代的傳統作風，長期住在集體宿舍，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曾三次到裕華紗廠視察。當時，紗廠是湖北輕工戰線的一面旗幟，作為廠黨委書記，張允一曾三次陪同毛主席視察。
張允一家里堆滿了各類報刊，女兒說母親90多歲時還每天堅持看報、看電視，了解時事，她總說“人老，思想不能老”，在張允一看來，只有將祖國和世界的大事裝在心里，把自身和國家發展、社會進步聯系在一起，才會感到幸福。
（長江日報記者李慧紫 通訊員岳巍 王元寧）
8月21日，湖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開展走訪慰問抗戰老戰士活動，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送到住在武漢市硚口區的鄒崇芬老人家中。
鄒崇芬老人已是105歲高齡，抗日戰爭期間，他是部隊的防毒專業技術軍官。
鄒崇芬于1920年3月出生，老家在湖北省漢川市。1937年8月，日機轟炸武漢時，17歲的他正在武漢讀高中。目睹學校和家園被日本侵略者炸毀、同胞流離失所悲慘景象的他，萌生投筆從戎想法。
1938年5月，鄒崇芬在武漢街頭看到黃埔軍校招收國防技術軍官的招生公告后，毅然報考該校。最終，他如愿以償實現從軍夢，成為黃埔軍校15期瀘州本校獨立第一大隊防化科學員。他也因此成長為我國首批防毒專業技術軍官之一。
1940年4月，從黃埔軍校畢業后，鄒崇芬立即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中。
“二戰期間，國際公約規定不允許交戰各方使用生化武器。但日本侵略者卻冒天下之大不韙，多次在中國使用生化武器。”鄒崇芬說，他先后在洞庭湖防區、長江防御區及第六戰區干訓團擔任教官，幫助部隊培訓防毒專業技術人員，協助部隊執行防生化武器任務。
據了解，在抗戰期間，鄒崇芬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日軍戰機的一次轟炸中，與他同行的12人中有11人不幸犧牲。在另一次行軍途中，他和戰友遭到日機轟炸掃射，險些遇難。
1945年8月的一個下午，鄒崇芬和戰友獲悉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的消息后，均高興得手舞足蹈。
鄒崇芬說：“我一生沒有做過什么大事，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參加了抗戰，盡了保家衛國職責。我經常教育孩子們，要永遠記住自己是中國人，要愛自己的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年輕人應該永遠勿忘國恥，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拼搏進取，用實際行動報效國家。”
（長江日報記者陳其雄 通訊員張煒）
8月21日，湖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開展走訪慰問抗戰老戰士活動，向居住在武漢市安度晚年的抗戰老戰士李頌卓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問候，并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送到他手中。
記者通過采訪獲悉，已105歲高齡的李頌卓老人居住在武漢市漢陽區。抗日戰爭期間，他是負責操作探照燈搜索敵機的照空兵，還曾在中國遠征軍服役，曾隨部隊開赴緬甸打擊日軍。
記者了解到，李頌卓是民革黨員，出生于1920年，老家在湖北省漢川市。1938年3月，受具有先進思想父親的影響，他立志救民族于危難之中，報名參軍，在中央防空學校第八分隊任照空兵。當時，他是操儀手，負責在晚上操作探照燈探測敵機的飛行軌跡，為我方高炮部隊射擊敵機收集信息、指示目標。他隨部隊參加了抗日戰爭中的武漢保衛戰、南岳保衛戰。后來，通過嚴格的篩選和考核后，李頌卓被黃埔軍校第七分校錄取，成為黃埔軍校17期學員，接受了較為系統的軍政訓練。
1942年，李頌卓從黃埔軍校第七分校畢業后留校學習了一年時間的英語，為參加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做準備。1945年初，他參加中國遠征軍，被編入青年遠征軍204師服役，與戰友一起從當時四川的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出發，徒步行軍至云南昆明，然后乘飛機抵達緬甸密支那，參加打擊日軍殘部的戰斗。
抗戰勝利后，李頌卓在廣州從部隊轉業，回到地方工作。他在武漢的工廠工作到退休，退休后，他曾在武漢第十四中學任英語教師。
李頌卓說：“我希望年輕人不要忘記過去的苦難，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來之不易，我們要倍加珍惜！”
（長江日報記者陳其雄 通訊員張煒）
8月24日，17歲少年王家宬走進華潤武鋼總醫院綜合醫療科病房，為百歲抗戰老戰士郭滿昌戴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老人顫抖著抬起右手敬禮。這枚熠熠生輝的紀念章，與老人胸前的人民功臣紀念章、渡江勝利紀念章、抗美援朝紀念章等8枚紀念章，一起見證著老人烽火歲月的無上榮光。
少年與老人結識于2022年5月，熱愛歷史的王家宬得知母親工作的科室病房來了一位抗戰老英雄，便經常利用周末來到醫院，聽老人講抗戰故事，與老人互贈書籍，兩人逐漸成為無話不說的忘年交。
少年從老人和家屬口中得知，郭滿昌1926年出生在河南，十幾歲時成為地方抗日武工隊的“新兵蛋子”。在攻打新鄉陶村日偽炮樓戰斗中，郭滿昌主動請纓，連續三天趕著羊群在炮樓附近偵察，把敵人的崗哨位置、火力點摸得一清二楚。總攻那夜，郭滿昌拿著大刀奮勇沖鋒，殺敵立功。此后，郭滿昌隨部隊轉戰11個省，這個放羊出身的戰士成長為屢立戰功的猛將。1952年在抗美援朝進攻391高地戰斗中，郭滿昌頭部、腰部、左耳三處負傷，并因傷致殘。
“你們用生命守護山河，我們要用行動傳承精神。歷史并非只是書本上的文字，還是一代人的青春與犧牲，要讓更多同齡人聽見歷史的回聲，讓紅色基因在新時代接續傳承。”受郭老事跡感召，王家宬在學習之余，手繪還原前線奮戰場景的文化衫送給郭老，并將郭老的故事寫進作文《百年煙雨憶紅船》，文章在校刊上發表，推動紅色故事在校園傳播。
據了解，郭滿昌194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歷經大小戰役百余次，榮立一等功兩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被評定為一等戰斗英雄、一等功臣。郭老退休后，熱心參加武鋼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活動，走進學校講紅色故事，他的事跡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鋼城青少年，連續20多年被評為“武鋼五好老干部”。
（長江日報記者關馨 余丹夏 通訊員王媛媛 李國甫）
在武漢市漢陽區一棟老居民樓里，99歲的王耕田老人依然保持著每天讀書看報的習慣，他的記憶力和聽力已不如從前，但目光依然矍鑠，通過報紙的字里行間，時刻關注著國家發展。
王耕田出生于1926年12月，對日寇燒殺搶掠的罪行有著切膚之痛，深深懂得“沒有國安，何來家安”的道理。1944年1月，18歲的王耕田參加革命工作，在黨組織開辦的掃盲班當教員。1945年4月，他在黨組織安排下到山東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在此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王耕田回憶，在抗大的日子里，他們學習馬列主義，訓練打日本鬼子的本領，“科目包括射擊、投彈、拼刺刀”。
1945年末，王耕田從抗大畢業后前往東北，在部隊里擔任機要員，任務是翻譯電報。當時，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但革命形勢依舊錯綜復雜。王耕田堅守在隱秘而關鍵的崗位上，確保了通訊聯絡的準確暢通，為肅清日寇殘余力量、鞏固抗戰勝利果實做出突出貢獻。1947年，他在四野松江軍區哈東分區、獨立二師戰斗中立功一次，為革命生涯添上光榮一筆。
1953年12月，王耕田轉業到地方后，從工廠基層到機關大院，從普通職工走上領導崗位，但無論崗位如何變遷，他始終保持著廉潔自守、艱苦樸素的本色。兒子王舉輝回憶，父親從未以權力為自己或子女謀取過任何利益。
1976年，王舉輝剛滿16歲，王耕田就送他入伍。父親告訴他：“部隊是個大熔爐，一定要到部隊去鍛煉。”王舉輝這一待就是16年，一直到1992年才轉業，并多次立功受獎。
“有一次通訊中斷，足足兩個月時間音訊全無，父母擔憂不已，直到一封喜報被送到家里，父親用牛皮紙信封小心收藏，一直到我轉業的時候，才鄭重地交給我保管。”王舉輝說，父親訥于言辭，這些珍惜榮譽、重視家風的細節，體現了他對子女深沉的愛和家國一體的價值觀。
“沒有國安，何來家安。”王舉輝說，父親常說的這句話，還有他融于血脈的家國情懷，已成為王家代代相傳的精神基因，詮釋著個人命運與國家休戚與共的深刻聯系。
（長江日報記者楊娟娟 通訊員岳巍 王元寧）
8月28日下午，在武昌區文明路的湖北省檢察院宿舍小區，記者來到95歲的胡子平家中，一進門，就看到電視里正在播放新聞。
他的女兒胡瓊告訴記者，父親雖然聽力大不如前，但是每天看電視關注國家大事。
胡子平1930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陽泉市平定縣。1945年4月，他在山西省平定縣參加抗日戰爭，任平定縣七區區公所通訊員。1948年南下，他先后在中原區、華中局、中南局任職。1955年9月，他到湖北省人民檢察院工作，為湖北法治建設辛勤耕耘。
“小時候，家里很窮，吃不飽穿不暖，我就給地主放牛，吃了很多苦。”胡子平回憶，因目睹日寇惡行，漸漸有了參軍保家衛國的念頭。
1945年，他在平定縣參加革命。有一次，作為通訊員的他要突破鬼子封鎖線送秘密信件。胡子平還記得，有次被鬼子截住搜身，他拔腿就跑，子彈反彈打在腿上，鮮血直流，但他當時只有一個念頭：信絕不能落到敵人手里。她的女兒胡瓊告訴記者：“爸爸腿上的疤，至今還在。”
1948年3月15日，18歲1個月的胡子平入了黨。他說：“這個入黨日期我記得很清楚，在那之前，我曾多次提出入黨，都因不滿18歲沒有被組織批準。”1955年，他到湖北省人民檢察院工作，歷任省檢察院刑事檢察處副處長、法紀處處長、檢察員，主要負責重建后的人事組織和人才隊伍建設工作。
1991年，胡子平離休后，離職不離崗，始終關心關注湖北檢察事業的發展，積極為檢察工作高質量創新發展建言獻策。他注重薪火相傳，充分發揮和運用自身工作經歷和經驗，多次為青年干警授課，話傳統、講精神，使青年干警在偉大抗戰精神的激勵下不斷前行。
目睹和見證新中國成立75周年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胡子平老人感慨萬千：“看到國家越來越強、湖北越來越好，我打心眼里高興。希望年輕人能銘記烽火歲月，一代代傳承偉大抗戰精神，把祖國建設得更強大。”
（長江日報記者耿珊珊 海報設計：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