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代隨州文化的基本特質
二、隨州史前交融性文化之產生的地理環(huán)境 人們的物質生活方式制約著人們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人們的物質的精神的生活方式一經產生雖然有其自主性，但是從它產生之日起，它就離不開其賴以生存的地理環(huán)境。我們常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也就是這個道理。地理環(huán)境是文化基本特征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這就是說，隨州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之所以具有交融性，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地理環(huán)境。隨州的北面有屬于準陽山脈西段的桐柏山，給中原文化與南方文化劃了一個界線;西南面有大洪山,給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劃了一個界線。兩山中部有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狹長的平原，其間多為丘陵和坡地。它們覆蓋了隨州、棗陽的絕大部分地區(qū)，人們稱之為“隨棗走廊”。與華北平原相比，這條走廊自然不算大。可是從地理上看，它卻處在中國的南北分界線上。被稱為中國南北分界線的淮河，就發(fā)源于隨州境內。這里既有漁水之便，又有耕灌之利，更有牧獵的有利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易居地。
隨棗走廊地區(qū)屬于典型的過渡地帶，所以中國氣候及種植物在隨棗走廊地區(qū)表現為明顯的過渡性。在農作物上，這個地區(qū)的作物論品質雖然不能南北兼優(yōu)，但論品種，它卻是南北兼有的，能滿足人們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該地均屬北亞熱帶（副熱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冷夏熱，冬干夏濕，春秋溫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冬季（元月）日平均溫度2℃，棗北1.4℃，棗南2.2℃。無霜期長，雨量適當，嚴寒酷暑期短，年平均氣溫棗北14.9℃，棗南15.3℃，中部（城區(qū)）15.4℃。具有適應農作物生長的南北兼?zhèn)涞臍夂驐l件。同一季節(jié)，南總是微熱于北1℃左右。故南農作物比北早熟一周左右。農作物呈“南水北旱”特征。具有南北代表性的農作物多經此漸止。其農作物是南北兼有，主要有小麥、水稻、紅薯、豆類、棉花、油菜、芝麻、花生等。相比之下，北邊偏重北方農作物，旱作物小麥、紅薯等為主，再往南小麥、紅薯的種植漸少漸止；其南則偏重南方作物，以水稻等為主，再往北水稻的栽種亦愈趨少趨止。正因為這里有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條件，土地肥沃，動植物資源豐富，南北氣候兼有，所以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遠古時代，哪個部族能夠得到這塊土地，哪個部族——如果不懶散的話——他們就能在這塊土地上種上豐富多樣的莊稼，能吃飽穿曖。
因其地處“豫鄂要塞”、“中原咽喉”的戰(zhàn)略地位，所以哪個部族能夠得到這塊土地，哪個部族就既能與江漢平原的部族相交往，又能與中原各部族相交往，由此他們就能起到連接南北文化的樞紐作用，他們的家園就會成為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心或驛站，起著一肩挑南北的戰(zhàn)略作用。通過大洪山，人們可以通向沃野千里的江漢平原；通過桐柏山，人們又可以躍馬中原大地。正因為其戰(zhàn)略地位如此重要，所以它被歷代兵家稱為“水陸之沖，御敵要地”，其南北兩山形成了二道天然的這個文化驛站的安全防護屏障。
因為南北文化在這里匯集，所以，這里必定會累積出一座座文化高峰來，而站在這些文化高峰之巔的人們，就是最早控制著這個地區(qū)，而且是既與江漢平原的部族相交往，又與中原各部族相交往的部族。由于這個部族對文化創(chuàng)造大量地表現在各種文化的融合中，所以，在考古學上，他們也給專家們帶來了命名的不便：你不能絕對將它歸于此類文化，也不能絕對將它歸于彼類文化。因為有這種情況，所以有人用“混合”一詞表示存在于隨棗走廊地區(qū)的文化，其實驛站本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有特質的文化，盡管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在其中存放。如果我們要真正準確描述這個地區(qū)的史前文化的話，那么“交融”一詞也許是比較恰當的。
三、南北文化在隨棗走廊交融的線路圖
如果我們以西花園遺址文化為南北文化相交融的一個節(jié)點，那么，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晰地勾畫出一個南北文化在隨州相交融的線路圖。
北方線路圖。隨州史前文化的北方因素主要是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不僅“隨棗走廊”分布有半坡類型文化遺存，在長江以北的整個湖北境內，都有半坡類型的蹤影。李紹連先生以“江漢地區(qū)仰韶文化”來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類型在長江以北的傳播和影響，他說：“從陶器群看，江漢仰韶文化基本上屬于半坡類型而同時含有一些廟底溝類型的因素”，比如半坡類型的直口杯形器紐的器蓋，在大溪文化中常見，特別是在長江邊上的宜都紅花套遺址，出土有半坡類型的小口尖底瓶殘片。他認為“江漢地區(qū)的仰韶文化內涵單調，不僅基本是半坡類型的東西，而且從陶器群看，沒有早期遺存，迄今所發(fā)現的,都屬中晚期遺存，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這里擴展時經歷了一段時間所致。”離西花園遺址最近的并且與之能連接起來的是棗陽雕龍碑遺址，而棗陽雕龍碑遺址文化的北方因素屬于最古的屬于仰韶文化早期的。現在我們再來追溯仰韶文化早期的源頭。學術界認為仰韶文化的早期與黃河中游地區(qū)大地灣文化有關。大地灣文化的發(fā)現地在首先在陜西華縣老官臺遺址,，但該遺址內涵貧乏，后來發(fā)掘了規(guī)模較大、同類遺存內涵豐富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一般改稱老官臺文化為大地灣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陜西、甘肅省境內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經濟生活以原始農業(yè)為主，種植黍等作物。生產工具有石刀、石鏟和石斧等。制陶業(yè)很原始，采用泥片敷貼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缽與筒腹三足罐最具特點。住房是圓形的，為半地穴式建筑。儲藏東西的窖穴亦是圓形。居民死后埋入長方形土坑墓，隨葬陶器等物品。在時間上大地灣文化比仰韶文化（距今約5000年～7000年）要早，后者在時間上是前者的很好的接，它構成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源頭，所以關于大地灣一期文化，人們曾采用過不同的名稱，有人把它稱為前仰韶文化或老官臺文化，也有人稱之為先仰韶文化或北首嶺文化。這樣一來，北方文化進入隨州的線路圖當為陜西、甘肅——河南——湖北（棗陽——隨州）。
南方線路圖。我們這里暫從屈家?guī)X遺址文化講起。隨州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中的南方屬性主要是屈家?guī)X文化。屈家?guī)X遺址地處大洪山南麓與江漢平源的交接地帶，為中緯度內陸，屬中亞熱帶季風氣候區(qū)。該遺址是我國長江中游地區(qū)發(fā)現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石器時代聚落遺址，距今4700—5100年,系統(tǒng)、全面地反映出我國長江中游地區(qū)新石器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文化面貌。該文化的北部外圍分布區(qū)，已到南陽地區(qū)伏牛山南麓一帶，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圍，后來屈家?guī)X文化擴展及此，并與黃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龍山文化先后發(fā)生接觸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性質的河南禹縣谷水河第三期和鄭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遺存中，分別出有雙腹豆、高領圈足壺、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與屈家?guī)X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顯然是屈家?guī)X文化影響的結果。在陜縣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存中和青龍泉中層、屈家?guī)X，又都存在喇叭口紅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間的聯系。
這樣我們又可以獲得一條清晰可見的線路圖：大洪山南麓與江漢平源的交接地帶——隨棗走廓（隨州——棗陽）——河南。
這兩條線路所包含的文化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農業(yè)文化。但是又有不同點，北線所反映的農業(yè)主要是粟，借用農學專家的話，我們稱之為粟文化；而南線所反映的農業(yè)主要是稻，我們稱之為稻文化。而它們的節(jié)點即隨棗走廓地區(qū)所反映的農業(yè)則是粟文化與稻文化的并存。節(jié)點上的農業(yè)文化不是純粹的南方文化，也不是純粹的北方文化，而是二者相交融的產物；而且它也不是最早的，但是，它是更豐富的。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談一下中國史前傳說的炎帝神農氏族的遷徙問題。因為我們將隨棗走廊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當作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氏時代的分析標本，所以我們所講的南北文化在隨棗走廊交融的線路圖問題必然牽涉到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氏的遷徙問題。2010年 9月，在隨州召開的湖北省“傳統(tǒng)文化與生態(tài)文明學術研討會”有人再一次地提炎帝神農氏部落的遷徙問題，主張炎帝神農氏的部落過著頻繁的遷徙生活。具體地說，該部落從陜西出發(fā)，進到山西，在隨州取得重大成果后，繼續(xù)向東遷徙。這樣似乎可以解釋一個祖先何以多個家的問題。但是，主張炎帝神農氏的部落過著頻繁的遷徙生活的人們沒能結合考考學來討論問題。我們當時指出，假若炎帝神農氏的遷徙說真的能成立，那么在考古層面上勢必引出結論：這些地方的文化遺存盡管在時間上有先后關系，但是它們的繼承性和同型性是必然的，因為它們畢竟出自一個部落之手。我們通過對炎帝神農時代的文化遺存的標本分析表明，炎帝神農氏部落的遷徙問題是個真問題，但是這種遷徙是雙向的，即既有北方族群向隨棗走廊移居的問題，也有居住在隨棗走廊移居北方族群將南方文化向北傳播的問題，遷徙是雙向的交叉的，而隨州、棗陽正好處在兩條文化傳播線的交叉節(jié)點上。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遷徙。在傳說中，最初在陜西，生活著兩個最強盛的部落，一個是以姜水成的炎帝部落，一個是以姬水成的黃帝部落。其中炎帝部落已經建立起了其農耕文化即粟文化體系，而黃帝部落的游動性似乎要大一些，游牧可能還是其重要的生活方式。兩個部落盡管有兄弟關系，但是他們還是發(fā)生了戰(zhàn)爭。其結果是游動性強的黃帝部落更為強悍些，他們將炎帝部落打得逃離家園，其中一支自陜西而河南，而隨棗走廊，最后重建家園。那么，為什么又會發(fā)生戰(zhàn)爭呢？在傳說中，原因有很多種。不過，從中國稻作文化史，我們似乎可以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回答。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和古華夏文明都位于北緯30度至北緯35度之間，這條溫暖而又干旱的地帶，早期因有充足的河水灌溉而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農耕文化體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氣候干旱、土壤沙化，周期性沙塵埃自埃及向東延伸，結果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相繼泯滅，而黃河流域也遭到周期性沙塵埃的困厄。有數據顯示，黃河流域年平均溫度每下降一度，北方草原將向南推進數百里，反之每上升一度，又會出現農業(yè)蠶食草原的現象。而歷史上，每隔三四百年就會出現一次氣候冷暖交替性變化的宿命，于是長于農耕的部落與長于放牧的部落也就有了這樣一個宿命：為爭奪牧場或農田而戰(zhàn)爭。戰(zhàn)爭讓北方人口大舉南遷。這在當時的遷徙人群中可能有流離失所的痛苦感，但對于黃河來講是件好事，因為他減輕黃河供養(yǎng)人口的壓力，將更多的任務轉移到了長江。這保住了黃河已有的文明成果，同時又使長江的文明化進程了提速。
自陜西而河南，而隨棗走廊，最后重建家園的那個部落是幸運的，他們通過南陽盆地進入隨棗走廊后，發(fā)現這里種植農桑，比在北方的條件優(yōu)厚多了，并且這里的土著居民的文明程度雖然沒有他們高，但是南方居民所種的稻谷卻比自己原來所熟悉的粟還有好，可謂“嘉谷”，于是他們在吸收南方居民稻作文化的基礎上，開啟了中國稻作文化的“百谷”或“五谷”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