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時期“漢東大郡”隨州
二、土地占有關系及隨州的客戶
唐代前期承襲北朝及隋，實行均田制，隨州是否實行這個制度?迄今未見確切例證。但均田令既是一個全國性的法令，連邊陲西州也有實施均田的記載，包括隨州在內的山南道自不應例外，特別是實施均田制的條件和目的在隨州同樣存在。首先，隨州是隋朝立國的濫觴之地，隋代實施均田制，漢東郡不會例外。其次，隋末農民起義風暴席卷南北東西，其中南達嶺南，義軍掃蕩之處，地方官、地主紛紛逃亡，他們的土地許多成為無主的荒田，也有不少轉移到農民手中，土地占有關系由此得到調整和改變，唐初均田令不得不承認農民占有這些土地的合法性。此外，前已提及，唐初隨州人口急劇減耗，荒田當不少，均田令規定“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那些無地或少地而又須承擔課役的農民，可能向國家請授荒田。第三，政府實施均田制的目的，是要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保證有足夠數量的受田百姓承擔賦稅和徭役。從隨州的實際情況看，唐代前期大地產并不多見，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以及中小地主占優勢，這與均田制的實施是相吻合的。由此可以推定，唐前期隨州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與全國大致一樣。
與均田制相適應的賦稅制度租庸調，理應在隨州實行，只是迄今未見證據。不過，同為山南道的鄖縣，百姓交納有“庸調布”，均州有“租丁”交納的“布”68TAM108：16開元九年庸調布墨書題記；72TAM194：13開元七年麻布殘塊，似可佐證隨州亦交納租庸調，可能也以租折布。
均田制的實施，對唐前期隨州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如前所述著籍人戶大有增長。
然而，均田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地主階級的為所欲為，造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農民大量逃亡。這個問題在武則天后期已經十分突出，以至“租調既減，國用不足”《舊唐書》卷88《韋嗣立傳》，政府不得不采取括逃戶的措施。長安三年(703年)武后派遣“十道使括天下亡戶”，這里的十道包括隨州所在的山南道。括戶就是收編逃戶，即所謂“聽于所在隸名，即為編戶”，實際上并未完全解決問題，史載“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蔽”《新唐書》卷125《蘇〓傳》。這些流入比縣旁州的人戶，在玄宗開元年間始稱“客戶”，據官方文件透露，隨州有大量的客戶。
隨州的客戶同全國一樣，并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或階層，大致包括有地主、自耕農、城市小商販、無業游民等。他們共同的特點是離開本土，寄居隨州，而在現居地的戶籍上又沒有他們的姓名戶口，因而得以逃避課役，這也是各地普遍的現象。不過，實際上，州縣的地方官大體上掌握了客戶的姓名戶口和數字，可能另有登記客戶的簿籍，也就是所謂“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文苑英華》卷747，柳芳：《食貨論》。
隨州的客戶中，可能有來自異鄉而在隨設置田莊的地主，即所謂寄莊、寄莊戶。不過勞動者必居大多數，他們或是在隨州墾殖荒地，或是買到小塊田地進行耕作。這些具體情形史不備述，但政府的舉措則提供了信息：開元年間，唐政府規定，凡是逃戶墾殖的地區就地設立州縣，客戶收編為編戶。隨州隨縣西北、棗陽縣東南地區是客戶聚集地，開元二十五年，依照規定“以客戶編成十二鄉，置唐城縣”《唐會要》卷71《州縣改置下》。按：《元和郡縣志》記此事在開元二十四年，兩《唐書·地理志》作二十六年。唐城縣這些被編為百姓的客戶，大體上是擁有少量田產的小農，其數量是可觀的，雖然無法從史籍中查出具體數字，但我們大致可以推測：《元和郡縣志》統計，隨州開元戶13，216，鄉27，平均每鄉489戶，這大體是開元十七或十八年的戶部計帳數字。據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開元二十五年隨州唐城縣以客戶編成12鄉，新增鄉占原有鄉的44%，幾乎比隨州原有鄉增加了一半，按平均每鄉489戶算，12鄉總戶數大致在5868左右。這些客戶對隨州的開發功不可沒。
隨州以逃戶(客戶)所聚而設置唐城縣，很有典型意義。首先，它標志客戶的合法化，代表了當時政府對客戶處理的總的傾向，可以說是半個世紀以后兩稅法“戶無土客，以見(現)居為簿”的先聲。其次，從賦稅上看，不論全國性的抑或地方性的，總的傾向是謀求使客戶承擔義務。設置唐城縣，客戶附籍為百姓，就是要承擔賦稅，這種稅及客戶的精神，成為兩稅法對有產客戶與土戶同樣分等納稅的前奏。唐長孺：《唐代的客戶》，《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版。
安史亂后，隨州的土地占有關系有較大變化。貞元、元和年間，為了討伐梁崇義、李希烈、吳少誠等，唐政府在山南東道襄、鄧、唐、隨等州駐有重兵，并設置屯田，以“使三軍足蔬，萬馬常秣”《唐卜府君墓志》，《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這種情形在唐前期是不多見的。山南東道的屯田以襄、唐二州最為突出，那里元和年間“歲出斛三十萬石”，而隨州則缺乏詳細記載。
唐后期，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在荊、襄地區得到長足發展，史籍記載的大地產多在襄州、江陵一帶，隨州迄今僅見一例，即敬宗寶歷二年(826年)隨州隨縣“鄉民”張武陵建靈峰寺并施山捐地宋張商英：《隨州大洪山靈峰寺記》，同治《隨州志》卷32《藝文下》，張武陵顯然是一土著大地產者。所應注意的是，張武陵所捐山田土地在海拔400—700米淺山丘陵地區，它大致表明，隨州的平原地區早已是膏腴之地，而淺山區則在唐代進入全面開發期，并成為大地產者所覬覦的新目標。不過，從總的趨勢來看，隨州大地產雖有發展，但不及襄州、荊州，也缺少大規模的田莊別業。
三、生態環境優越的農業
隨州三里崗冷皮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谷物標本，表明這一地區早在四五千年前即有水稻種植，可以斷定唐代水稻仍是隨州主要糧食作物。
水稻等農作物離不開水利灌溉。唐代湖北地區水利工程大多興修于唐后期且多集中在襄州、荊州一帶。當然，這并不是說隨州沒有農田水利建設。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隨州有較優越的自然條件，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看：
首先，隨州的地形、水系自有其特點，便于修建小塘小堰和自流灌溉，勿需費大氣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
其次，隋唐時期，這個地區的氣候條件比較好，自然災害不算頻繁。據文獻記載，從隋初至唐末326年間，隨州共計發生大旱10次，水災2次，旱災平均32年一遇，水災平均160年一遇。統計數字據《隨州志》，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8年版。同期全國旱災共計134次，平均2.4年一遇，水災120次，平均2.7年一遇統計數字據鄧云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影印版。可見，影響隨州農業的自然災害平均年遇次遠遠低于同期全國平均數。此外，從清順治三年(1646年)至1985年339年間，隨州大旱87次，平均近4年一遇，隋唐時期則是32年一遇。隋唐時的300年與清以后的300年相比，隨州旱災平均年遇次差距如此之大，足見隋唐時期隨州的氣候條件、生態環境相當好，是比鄰的許多州所不及的。德宗建中年間，隨州刺史劉長卿的女婿李穆曾賦詩說：“楚國逢荒歲，隨人若有年。空波交水埒，重岫夾〓田。”李穆：《三月三日寒食從劉八丈使君登遷仁樓眺望》，載《劉隨州詩集》卷5(四部叢刊本)。這恐怕不是溢美之詞，而是隨州獨特的生態環境帶來好年成的真實寫照。可以說，隨州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生態環境，以及適度的開發，是這個地區農業發展優于許多州的重要原因。
當然，不能忽視生產力的進步。從唐代湖北地區生產力整體水平來看，最顯著的是生產工具的改進。在水田耕作中已經廣泛使用曲轅犁，這種犁結構復雜，不同的部件分別控制耕田的深淺；曲轅短促，可在小塊土地上回轉自如；犁輕便省力，一牛即可牽引，適宜在各種水田中使用。在稻田耕作的其它環節中，也采用了木制輕便畜力工具。此外，唐代又有水車應用于農田灌溉，其中效率極高的龍骨水車既可將低處的水車往高處溉田，又可排澇。曲轅犁和龍骨水車的推廣和應用，標志唐代湖北地區農業生產力有決定意義的進步。處于湖北中部腹心地區的隨州，不大會置上述先進工具于不用。
唐代隨州農業的發展，還應考慮耕作方式和技術的狀況。國內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長江流域，在盛唐(開元)以前，這種技術已經出現，開元以后形成了一種新的重要的種植制度。不過，這里所說的長江流域，多數觀點指長江(中、下游)以南，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ZW(2〗參見李伯重：《我國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長江流域考》，《農業考古》1982年第2期；林立平：《唐代主糧生產的輪作復種制》，《暨南學報》1984年第1期等漢東大郡隨州是否亦實行了稻麥復種?史無明文記載，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