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姬姓大國----隨 （2）
第四節《神農》遺教與農家學派的思想淵源
一、《神農》與《呂氏春秋》論農篇
班固《漢書·藝文志》農家類，首列“《神農》二十篇”。然而，自《隋書·經籍志》，《神農》已不見于著錄，可知其書亡佚已久，無法確知其內容。但鉤稽古書之征引，雖非完璧，猶可窺斑見豹。清人馬國翰有所輯《神農書》一卷，即屬鉤沉之作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農家類”有《神農書》一卷。輯本雖難免有菁蕪雜陳之嫌，但《神農》一書之要旨，尚能得以窺見。由輯本可知，《神農》之主要內容在于君民并耕與重農，兼及農業生產經驗與技術，而這些內容不僅在《呂氏春秋》中均可見其概略，而且《呂氏春秋》所見較馬氏輯本更為系統和完善。這無疑給人們以啟示：《神農》與《呂氏春秋》之間是否有一種傳承關系?
《呂氏春秋》系雜糅諸子百家而成，《神農》之精華，經其采擷，得以幸存齊思和：《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1981年版。《四庫提要》稱：“《呂覽》所陳種植之法，并文句典奧，與他篇不類。蓋古必有專書，故諸子得引之，今已佚不可見矣。”《四庫全書總目·欽定授時通考》。所謂“專書”，即指《神農》，這是有案可稽的。首先，從內容上看，如上所述，馬國翰所輯《神農書》主旨在君民并耕與重農，并兼及農業生產經驗與技術，而這恰與《呂氏春秋》論農篇所體現的農業觀及生產理論一致。其次，《漢書·藝文志》所載已肯定為戰國時的農家著作僅《神農》和《野老》。但《呂氏春秋》論農篇屢稱“神農”而只字不提“野老”，可見其僅本之于《神農》。再次，《四庫提要》謂《呂覽》論農篇“文句典奧，與他篇不類”，而從《孟子·滕文公上》所記許行所托神農的言論來看，的確說得上是“典奧”，以至孟子譏之曰：“南蠻〓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此外，近世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神農》與《呂氏春秋》論農諸篇有淵源關系，如顧實在論及《神農》亡佚之因時即說：“《神農》二十篇，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管子》所稱神農之教，《呂覽》所述神農之數，晁錯誦神農之法。漢武帝崇儒而后，頗擯百家，故此書也在所疑之列矣。馬國翰有輯本。”《〈漢書·藝文志〉講疏》。顧氏在這里雖說列舉了《管子》、《呂覽》和晁錯之言與《神農》皆有淵源關系，但相比之下，《管子》和晁錯之言不過是偶爾提到神農之教或神農之法，很少涉及到《神農》的具體內容，因此，比較完整系統地保存了《神農》一書內容的著述，唯《呂氏春秋》足以當之。
二、《神農》非“李悝及商君所說”
關于《神農》一書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自注說：“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 托之神農。”唐代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后人認為顏說比班說“具體”可信，自此言及《神農》一書的作者，奉顏說者居多。
我們認為，檢驗顏說正確與否，最直接的方法是將李悝、商鞅的農業觀與保留了《神農》基本觀點與內容的《呂氏春秋》的農業觀予以比較，相合則是，相異則否。考慮到李悝、商鞅農業觀的核心是“重農”，對農業生產的經驗與技術少有言及，故下文的比較以“重農”為基點。
(一)《神農》非李悝所作
先秦各學派的農業觀，大都是一鱗半爪，散見各篇，很少有完整系統，且多為闡述其政治思想而偶爾涉及，并非專論農業問題。李悝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并不多見，一般都只稱他作“盡地力之教”。其實，這只是他農業觀的一個方面，他的農業觀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最先提出的崇本抑末的主張。他認識到當時正在發展中的客觀經濟形勢，深知要確立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就必須把國家經濟的發展建立在地主經濟的基礎上。因此，他充分肯定財富產生的唯一根源是農業，故謂“農傷則國貧”《漢書·食貨志》。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錦銹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說苑·反質》。同是論重農，《呂氏春秋》則說：“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呂氏春秋·上農》。依上所述，李悝重農思想突出表現在他對“民以食為天”的強調和對手工業的輕視，這是戰國初年階級進一步分化的反映。《呂氏春秋》重農事之要，不從“食為民天”、豐衣足食這一點發揮，而側重于農業對時風世俗的影響，強調重農“非徒為地利也”，而是為了使民情質樸，易于統治，安土重遷，危急可待。若不重農，則風俗詭詐，民不可依，故又說：“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呂氏春秋·上農》。
通過將李悝的重農思想與《神農》的重農思想的比較，不難看出二者不是微殊，而是迥異，這是有其階級和時代根源的。戰國以來，由于鐵制農具的廣泛使用，生產力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業生產在社會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也隨之增加，生逢其時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李悝，必然會意識到這一變化，把農業的重要性提到更高的層次。所以，他不僅把農業發展看作是人類生存、國家富饒的物質基礎，而且首次提出了“禁技巧”的主張，這與其挖掘土地潛力的“盡地力之教”的主張是吻合的。李悝的重農，既是對春秋以來重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又開歷代封建王朝抑末思想之先河。《神農》則是小農思想的折光反映，它希冀的社會是百姓安泰、民風淳樸。因此，它的重農著眼于農業生產對于意識形態的作用，把發展農業生產看成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當作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一種手段，強調發展生產的政治效果。問題至此已十分明確，如果《神農》為李悝所作，那么，為什么同樣是重農，內容和目的卻皆大相徑庭呢?《神農》非李悝所作是不言而喻的。
(二)《神農》非商鞅所作
商鞅的經濟思想包括農業觀通過《商君書》得以保存。盡管《商君書》成書于戰國末期，其中不免真偽混雜，但其基本內容還是可靠的，故下文的研究仍以《商君書》為依據。
同李悝一樣，商鞅也是重農的。不過，商鞅的重農，不同于其他先秦諸子之處，就在于他的重農并不專以發展社會生產為目的，而是要通過農業的發展加強他所追求的新興封建國家的軍事實力，并利用這一力量來掃除實現統一的地主階級政權的一切障礙，為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服務。也正因為如此，商鞅總是把“農”與“戰”結合在一起考慮，所謂“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 ，農戰(或稱耕戰)是商鞅經濟思想的內核。而《神農》則很少將“農”與“戰”并稱，即或偶爾將二者相提并論，在強調程度和側重點上也與商鞅有別，這是區分二者的重要界標之一。
商鞅重農與《神農》重農的另一區別，就是后者以農業于時風世俗的影響為重農之發軔，前者則以國安、主尊為農戰之歸宿，即“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鞅還認為，只有重農才能提供人民與士兵的糧食，才能保證士兵的來源，他說：“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這種觀點，反映了蓬勃向上的新興地主階級富國強兵的愿望，更不能與《神農》作者的主觀動機同日而語。
前面已說過，除重農外，《神農》的農業觀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倡君民并耕，認為君民并耕是導致民利的良方。如《呂氏春秋·愛類》稱神農氏：“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商鞅則與之相反，他說：“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仿)效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商君書·算地》“今世巧而民淫”，是商鞅對戰國早、中期民風的總的看法。在商鞅看來，當時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已不像過去那樣“愚”，而是有了“智”，“巧以偽”《商君書·開塞》。所以，用“智”統治人民，與民并耕的“神農之事”，已不能行于今天了。如行“神農之事”，勢必導致“千乘惑亂”的局面，從而主張以“力”代“知”，使人們“服其力”，即使用暴力、強力使人們服從統治。這說明商鞅的農業觀及其有關經濟改革的措施，具有很強的法制觀念和某種程度的進取精神。而《神農》主張君民并耕雖然是剝削制度存在條件下“產生一些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3、394頁，具有反抗剝削與壓迫的一面，但它終歸是對原始共產主義歷史陳跡的迷戀，在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的春秋戰國之際，只能是曇花一現。
綜上所述，《商君書》與《神農》不僅重農的主旨和目的不盡一致，而且在君民并耕上，表現出尖銳的對立。這無非證明：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杰出代表、上升時期的地主階級的經濟思想家，商鞅不可能也不愿意承擔《神農》這部著作的殺青之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