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夏朝建立前后隨州一帶有關(guān)歷史傳說
一、堯放丹朱
所謂夏朝建立前后，指堯舜禹時期，從考古學(xué)文化來看，大約與石家河文化相當(dāng)。在這一時期，隨州一帶乃至整個長江中游都是三苗的居地。《戰(zhàn)國策·魏策》記吳起的話說：“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記·吳起列傳》所記略同，但以洞庭為左，彭蠡為右。洞庭即湘北的洞庭湖。彭蠡即《尚書·禹貢》漢水入江“東匯澤為彭蠡”的彭蠡，為今湖北黃梅至安徽望江間湖泊的通稱。魏源：《書古微》卷5“九江”條 文山不可考，衡山則非湘南衡山郝懿行：《山海經(jīng)箋疏·中山經(jīng)》，巴蜀書社1985年版。《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宣山(按今河南泌陽)“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即《水經(jīng)注·汝水》之雉衡山，在今河南南召縣南。《史記·秦始皇本紀(jì)》載秦始皇二十八年南巡的路線：“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此衡山在淮水和南郡之間，即今安徽霍山縣南的霍山。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29；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卷26兩座衡山分別于桐柏山與大別山的東西兩端，吳起說的衡山“所指或許是桐柏山及大別山各山脈”。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總之，三苗活動區(qū)域大致在伏牛山、桐柏山及大別山以南的長江兩岸一帶地區(qū)，與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圍大致相合。羅運環(huán)：《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位于桐柏山南麓的隨州地區(qū)，自然屬于三苗的北疆，因而在夏人同三苗的斗爭中，這一帶成為雙方爭奪的要地，堯舜禹也由此同隨州地區(qū)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而堯放丹朱于丹水，則是夏人南征的嚆矢。《世本》：“堯娶散宜氏之子(女)，謂之女皇，女皇生丹朱。”《尚書·堯典》也說丹朱為堯子。《漢書·律歷志·世經(jīng)》云：堯“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太平御覽》卷70引《尚書逸篇》略同。《古本竹書紀(jì)年》謂：“放帝丹朱于丹水。”《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郭璞注引；《路史·后紀(jì)》卷10注引。丹水在何處呢?范汪《荊州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鄧州內(nèi)鄉(xiāng)縣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為縣。”《史記·五帝本紀(jì)》張守節(jié)《正義》引。可見，丹水即今河南淅川縣西南，其地恰當(dāng)隨棗走廊西端。堯放丹朱于丹水，實際上是封丹朱于丹水。既是封，其地當(dāng)非限于丹水一隅，應(yīng)包括今隨棗走廊于其中。此后不久丹朱敢于聯(lián)結(jié)三苗以抗堯舜，即文獻所謂“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山海經(jīng)·海外南經(jīng)》郭璞注。證實丹朱的實力不小，而實力與地盤密切相關(guān)。為了對付丹朱和三苗的反抗，“堯戰(zhàn)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呂氏春秋·召類》。《帝王世紀(jì)》亦云：“諸侯有苗處南蠻不服，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水經(jīng)注·丹水》進一步論證丹水之浦在今河南淅川縣西南，即丹朱受封之地。看來，這次戰(zhàn)爭堯只是拆散了丹朱與三苗的聯(lián)盟，并未完全征服對方。
二、舜耕厲山
舜繼位后，對三苗采取了先教化、后分流的策略。《韓非子·五蠹》云：“ 當(dāng)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日：‘不可。上(尚)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zhí)干戚舞，有苗乃服。” 《呂氏春秋·上德》、《古文尚書·大禹謨》所記略同。“舜卻苗民”后，進一步“更易其俗”。待一切關(guān)系理順，舜又對三苗采取分散流放的措施，即所謂“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對三苗政策的調(diào)整，初步改善了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而在對三苗進行教化和分流的同時，當(dāng)有部分夏人移居三苗北部的丹水之濱以至隨棗走廊。所謂“舜耕厲山”，便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xiàn)的。
《尚書·虞書》說：“帝(舜)初于厲山往于田。”《竹書紀(jì)年》也說：舜“耕于厲山”。《史記·五帝本紀(jì)》還說：“舜耕厲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fù)夏。”這厲山，人們多以為指今隨州厲山。盡管舜耕厲山屬于歷史傳，但人們卻寧愿相信它是真實的。古往今來，人們在厲山留下許多紀(jì)念舜的遺跡，如厲山山上有舜帝廟，山腰有舜田，山腳有舜井，其中尤以舜井的傳說最多。據(jù)清同治《隨州志》記載，隨州城南一里有東漢靈帝光和三年之舜子巷義井碑。《方輿勝覽》稱：“舜井碑在隨州，碑字漫滅，惟碑陰有‘五大夫’三字，相傳秦時碑。”又《法帖神目》曰：“碑陰題名之下尚有數(shù)十字，蓋紀(jì)事之辭。”又據(jù)今本《隨州志·古跡》記載：“舜井沖有井一口，民間傳為舜掘。井旁有碑，原為秦時縣令所立。(碑)正面篆刻‘舜井’二字，碑后鐫記舜于烈山耕耨種植、教民掏井故事。后來秦碑遭毀，宋時續(xù)立新碑，款格沿用秦式。此碑于抗日戰(zhàn)爭時毀壞，舜井在‘文化大革命’中堙廢。” 正當(dāng)人們?yōu)樗淳娜ハ虿幻鞫笸髧@息之時，《湖北日報》的一則消息使人們由惋惜轉(zhuǎn)為慶幸。該報報道說：一塊書有“舜井”的碑石和碑座相繼在隨州市水河旁徐家灣發(fā)現(xiàn)〖BFQ〗，經(jīng)文物專家鑒定：此碑為宋時所立。碑系青石鑿成，高〖BF〗1．１５米、寬0．９米、厚0．１３米，上面清楚地刻著“舜井”二字，連同碑背面的文字，均與古書記載相同。
如果說，“舜耕厲山”的傳說多少會有些歷史的影像，那么，“舜葬九嶷”則或許不無真實的成分了。據(jù)《帝王世紀(jì)》記載，舜晚年使禹攝政，三苗再次反叛。
舜親駕“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史記·五帝本紀(jì)》 云：舜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 《禮記·檀弓上》 、 《大戴禮記·五帝德》 說舜死后葬于蒼梧之野， 《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說葬于蒼梧山之陽，《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及《史記·五帝本紀(jì)》說葬于江南九嶷山。其實，蒼梧山即九嶷山，又作九疑山。《漢書·武帝》：“望祀虞舜于九疑。”《水經(jīng)注·湘水》：“(九疑山)盤基蒼梧之野，峰秀數(shù)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dǎo)一溪，岫壑負(fù)阻，異嶺同勢，游者移焉，故曰‘九疑山’。”古今學(xué)者大都認(rèn)為，舜所葬之九嶷山位于今湖南零陵。然而，張良皋先生經(jīng)過多年潛心研究，認(rèn)為舜葬之九嶷山即今隨州大洪山。概括說來，其證據(jù)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上述記載舜葬九嶷的文獻，大都是秦漢時人所為，而前文已論證秦漢時人眼中的南岳衡山即今安徽霍山縣境內(nèi)的霍山，而同此南岳衡山配套的九嶷山應(yīng)與之相距不遠(yuǎn)，大洪山則正好合適。第二，《藝文類聚》卷七引《淮南子》說：“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今大洪山迤南是湖泊密布的江漢平原，“水事”眾多；若零陵九嶷之南，五嶺盤亙，“水事”實無多。第三，前文曾引《史記·秦始皇本紀(jì)》載二十八年秦始皇南巡路線為：“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伐湘山樹，赭其山。”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伐樹“赭(燒)其山”，其路線不可能經(jīng)岳州洞庭湖去燒某個湘山。他此番是“過彭城(今江蘇徐州)”，“渡淮水”，“之衡山(今安徽霍山)”、“南郡(今湖北荊沙江陵)”，其所燒湘山必在大洪山之南端，很可能即今湖北安陸白兆山。因為這一帶有湘水二神的故事流傳，后世梁代又置湘州于此，證明此處確有水名“湘水”。這也恰好同《史記·秦始皇本紀(jì)》“舜妃葬湘山，為湘水神”的記載相符。第四，虞舜的故事聚集在大洪山不止一端，水正源之一的大洪山娥皇洞，就出于虞舜故事。 第五，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湘南迄今未發(fā)現(xiàn)夏人遺跡，因此，虞舜的活動范圍也不可能遠(yuǎn)及零陵九嶷。總之，盡管我們目前尚不能肯定張良皋先生的論證正確與否，但若聯(lián)系到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和當(dāng)今的考古發(fā)現(xiàn)，把大洪山作為舜所葬之九嶷山并非毫無道理，它至少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
三、禹敗三苗
舜征三苗“道死蒼梧”后，禹對三苗進行了更大規(guī)模的討伐。《墨子·非攻》詳細(xì)記載了這場戰(zhàn)爭的經(jīng)過：“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妊宵出，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微)。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兼愛》還記錄禹出征前的誓言：“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按即禹)，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邦)諸群(辟)，以征有苗。”從誓言來看，此時的禹不僅接替了舜的地位，而且比舜更有權(quán)威，儼然國王。這是階級社會取代氏族社會的重要信息。 經(jīng)過這次摧毀性的打擊，三苗后世就此衰微，即所謂“后乃遂幾”，三苗之地也納入了夏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作為三苗北疆的隨棗走廊一帶，自然是首當(dāng)其沖了。這一變化在江漢地區(qū)原始文化發(fā)展序列中也有所表現(xiàn)：夏初，夏文化的影響通過南陽盆地，沿著隨棗走廊，達到了長江之濱。如在河南淅川下王崗(即“丹水之浦”)、湖北宜昌白廟子、隨州西花園和黃陂盤龍城等遺址中，均發(fā)現(xiàn)了一些早于商，晚于龍山文化而與二里頭文化相同或相似的陶器。如二里頭文化中比較典型的器物如橄欖形罐、口沿捏花邊的(或稱雞冠形)罐、澄濾器、三足盤、四足方鼎等，在這些遺址中也能見到。湖北省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湖北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這大概是禹占領(lǐng)三苗地區(qū)在考古上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