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時期隨州的歷史和文化
第二節(jié) 殷商、西周時期的“南土”
一、殷人南征的要道
商周時期，今隨棗乃至整個江漢地區(qū)被稱作“南土”。在殷墟出土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中涉及“南土”的就有以下幾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卜問農(nóng)業(yè)收成的，如“甲午卜亙貞，南土受年”；一是卜問將士是否安全、有無戰(zhàn)事的，如“多霄亡禍在南土”?“雀亡禍在南土，果告事”；一是卜問是否應(yīng)對南土用兵的，如“王曰：‘蟲余自征，不征’”等。吳量愷：《曾隨文化與名城隨州》，《炎黃文化與名城隨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商人所說的“南土”，與周人所說的“南土”區(qū)位基本相合。《左傳·昭公九年》記周景王的話說：“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隨州地處鄧、楚之間，鄧、楚為“南土”，隨州地區(qū)當在其中。“南土”有時也作“南鄉(xiāng)”、“南國”，前者如《詩經(jīng)·商頌·殷武》云：“維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周景王說荊楚居“南土”，這里說荊楚居“南鄉(xiāng)”，二者名異實同；后者如西周銅器《中方鼎》有“王令中先省南國”銘文，從整篇銘文內(nèi)容分析，這里的“南國”相當于“南土”、“南鄉(xiāng)”。
據(jù)《史記·殷本紀》記載，商王朝自仲丁以后，“弟子爭相代立”，都城屢徙，一度中衰，于是“諸侯莫朝”。荊楚在此時大概也不向商王朝貢。商王盤庚遷殷以后，社會逐漸穩(wěn)定，“殷道復(fù)興，諸侯來朝”。可能荊楚仍然無視商王的共主地位，不朝不貢。商王武丁時，國力強盛，為了懲治不朝者，發(fā)起了對荊楚的征伐。《詩經(jīng)·商頌·殷武》描繪了這次戰(zhàn)爭的狀貌：“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俘)荊之旅。有截其所(處)，湯孫之緒。”西漢毛公傳曰：“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東漢鄭玄箋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深)入其險阻。謂逾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商軍越過“方城之隘”伐楚，勢必取道隨棗走廊。由此不難看出，隨棗走廊是殷人南征的要道。
殷人這次南征不僅取道隨棗走廊，而且還借助了包括隨棗走廊在內(nèi)的漢東地區(qū)諸方國的軍事援助。這在甲骨卜辭中已有記載：“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舉)，左比曾。”“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舉)，左比［曾］。十二月。”這兩條甲骨卜辭，均屬于武丁時代，內(nèi)容相同，各有殘缺，可相互彌補。“立”，即蒞；事，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說商王武丁親臨南方，指揮戰(zhàn)爭。右、中、左見于郭沫若《殷契粹編》597片卜辭：“丁酉，貞：王作三師右、中、左。”足證是指右、中、左三軍。我、曾、舉都是方國名。據(jù)李學(xué)勤考證，曾的地望在今湖北棗陽、隨縣、京山到河南西南的新野這一范圍內(nèi)，舉在漢東舉水流域。我即其他卜辭中所見的“我方”，當與曾、舉比鄰，其地望不可考。“比”有聯(lián)合、配合之義。 這兩條卜辭是說：商王武丁親率右、中、左三軍，在我、舉、曾三個方國的配合下征伐荊楚。這正與《詩經(jīng)》“奮伐荊楚，深入其阻”的內(nèi)容相呼應(yīng)、相補充。羅運環(huán)：《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
隨棗走廊既是殷人南征的要道，又是他們往來江漢地區(qū)的通途，因而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遺跡。1977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今隨州淅河梁家畈發(fā)掘清理了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銅器、觚、鑿、斧、戈各1件，銅爵、（片斤）、刀各2件。據(jù)有關(guān)專家研究，這批青銅器的形制、紋飾等主要特征，均與湖北黃陂盤龍城所出商代二里岡同類器物基本相同，時代為商代中期。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發(fā)現(xiàn)商代青銅器》，《文物》1981年第8期 也就是說，早在武丁征伐荊楚之前，殷人已基本上控制了隨棗走廊。
二、周人“俘金”的通衢
周王朝建立后，為了其南疆的安全，在漢水東、北部地區(qū)分封了許多同姓諸侯國，即所謂“漢陽諸姬”。雖說有諸姬拱衛(wèi)，周王朝仍不斷對江漢地區(qū)進行征伐。如西周青銅器《墻盤》銘曰：“廣笞楚荊，唯狩南行”；銘曰：“殳駿從王南征，伐楚荊。”《古本竹書紀年》也說：“昭王十六年伐楚荊。”周王朝為何頻繁對居于江漢地區(qū)的荊楚用兵呢?我們以為，周人除了鞏固和加強對這一地區(qū)的統(tǒng)治外，掠奪當時最重要的物資——銅，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在周代甚至更早，青銅制造的產(chǎn)品是當時最先進、最有力的工具或武器，誰充分擁有銅，誰就有強大的勢力。而長江中下游一帶正擁有豐富的銅礦藏，這里的礦藏至遲在西周時期已經(jīng)開采。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在湖北大冶銅綠山、陽新港下及與之毗鄰的江西瑞昌銅嶺等地都發(fā)現(xiàn)了西周或東周時期的采銅遺址，瑞昌古銅礦的上限甚至可到商代中期，在安徽南部的銅陵、繁昌等地也發(fā)現(xiàn)了大量周代銅礦采冶遺址。正是上述地區(qū)擁有的豐富的銅礦資源，成為周王朝南征的主要目標之一。后德俊：《湖北科學(xué)技術(shù)史稿》，湖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1年版 對此，出土文物已作了證實。西周青銅器《過伯簋》銘文記載：“過伯從王伐反荊，俘金，用作寶尊彝。”有的學(xué)者認為，這里的“俘金”，是指奪得的銅器。楊寬：《西周時期的楚國》，《江漢論壇》1981年第5期 實際上，這位西周王朝的大臣獲得的不是銅器而是銅、錫等原料。這是因為在西周前期，楚國不可能有大量銅器，而且將掠奪來的青銅器破碎后再行熔化鑄造，比用金屬銅、錫直接生產(chǎn)青銅器更費時耗力。《詩經(jīng)·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這里的“南金”，也應(yīng)指江南出產(chǎn)的金屬銅，而不會是銅器。西周王朝的貴族大臣們將其在南方征戰(zhàn)中獲得的銅鑄禮器，并將其功勞銘刻其上，這恰好說明攫取金屬銅是他們南征最重要的目的和最大的收獲，否則是不會銘記于青銅禮器之上的。后德俊：《湖北科學(xué)技術(shù)史稿》，湖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1年版
如果說商代的隨棗走廊是殷人南征的要道，那么，西周時期的隨棗走廊則是周人“俘金”的通衢。周朝的軍隊無論是由關(guān)中直驅(qū)江漢，還是由中原南下荊楚，隨棗走廊都是必經(jīng)之地。當然，當時周人南下通道并非只有隨棗走廊，在大別山和桐柏山之間也有一些山谷隘口可以通行。但是，那些山谷隘口供民間通行和小規(guī)模軍事行動尚可，若要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征討俘金之役，則非走隨棗走廊不可。俘金需要大量的車隊，而這正是狹小的山谷隘口所無法容納的。
第三節(jié) 商周之際的漢東姜姓古國——厲
一、厲與賴
“厲”，又作“賴”。《左傳·昭公四年》載楚靈王“滅賴”，《公羊》、《谷梁》二傳記其事均作“滅厲”，釋云：“滅厲如字，又音賴。”由此看來，古厲、賴同音，可互相通用。
正由于古代厲與賴可通用，才導(dǎo)致人們對文獻記載“厲”與“賴”的誤釋。其最突出的例證，是對《左傳》所記“厲”、“賴”的曲解。
在《左傳》中，一次言及“厲”(國)，兩次言及“賴”(國)。言及“厲”見于《左傳·僖公十五年》，言及“賴”則先后見于《左傳·桓公十三年》和《左傳·昭公四年》。按常理講，盡管古代厲、賴可通，但在同一作者的著作中，這種提法還是應(yīng)該有區(qū)別的，也就是說，兩個“賴”應(yīng)為一國，而“厲”則為另一國。假定把兩個“賴”看成兩個不同的國家，這在沒有確鑿證據(jù)的情況下，是難以說通的。至于認為兩個“賴”中有一個“賴”應(yīng)與“厲”為同一國，另一個“賴”別為一國，則更是對古“厲”、“賴”同音互用的片面理解。試想《左傳》既然懂得“厲”、“賴”音同互通，何以有意將一個厲國分別寫作“厲”與“賴”呢?難道作者不明白這樣極易導(dǎo)致兩個“賴”即此通假之“賴”同另一個“賴”混淆嗎?實際上，《左傳》之所以分別作“厲”與“賴”，正是因為作者心目中“厲”自為“厲”、“賴”自為“賴”，而有意加以區(qū)別的。對此，下文還將作進一步的論述。
二、厲國的地望與興亡
《左傳·僖公十五年》記：“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杜預(yù)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xiāng)。”清人著作如《春秋大事表》、《春秋地理考實》等都贊同杜注，并進而認定此厲即神農(nóng)氏后裔姜姓厲國，其地位于隨州西北20公里之厲山店一帶。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6；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卷1 實際上，這種說法有誤。《左傳》已明言齊、曹之師伐厲之前次于“匡”，而匡位于河南睢州(今河南睢縣)西15公里之匡城又是古今學(xué)者比較一致的見解，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卷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僖公十五年》，中華書局1981年版 那么，齊曹之師由“匡”東南下救淮域徐(舒)而伐之“厲”，理應(yīng)位于近曹、鄰楚北境之地，其地望當不出今河南東部地帶，決不可能是與徐相距甚遠的今隨州北面之厲國。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王夫之《春秋稗疏》已提出質(zhì)疑：“齊桓率八國之兵以伐楚，尚次陘而不深入，安能輕率一曹，越江漢之北而向隨乎?”并認為齊、曹所伐之“厲”當位于《史記》所載老子生地苦縣之厲鄉(xiāng)。王夫之：《春秋稗疏·僖公十五年》 古苦縣在今河南鹿邑縣《元和郡縣志》卷7；《太平寰宇記》卷12；《大清一統(tǒng)志》卷193 老子故里厲鄉(xiāng)在今鹿邑縣東5公里，《大清一統(tǒng)志》卷194 其地恰與齊、曹之師由匡地東南救徐而伐厲的情勢相符。因此厲國與隨州關(guān)系不大，故對其興亡史跡的考證則從略。
那么，商周時期今隨州境內(nèi)有無一厲國?回答是肯定的。隨州之厲，《左傳》作“賴”。《左傳·桓公十三年》記：“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古今學(xué)者大都認為，“賴”，指賴國，也稱厲國，其地位于今湖北隨州市境內(nèi)。楊伯峻先生具體指出其地望在今湖北隨州市東北厲山店。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桓公十三年》，中華書局1981年版 楊氏以為厲國位于隨州市厲山店是正確的，但尚需修正的是厲山店(即今厲山鎮(zhèn))應(yīng)位于隨州市西北20公里，而非隨州東部。這就是有別于河南鹿邑之厲的湖北隨州之厲。隨州之厲國，相傳系厲山氏(即烈山氏)之后所建，姜姓。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于今湖北安陸發(fā)現(xiàn)了六件西周初年的銘文銅器，世稱“安州六器”。其中《中觶》銘文曰：“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錫中馬自〓候四〓，王曰：‘用先。’”據(jù)李學(xué)勤先生考證，“庚”即唐國，其地位于今隨州西北；“〓”即厲國，其地位于今湖北隨州西北。江鴻：《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又西周初年的銅器《太保玉戈》銘文也稱此厲國為周之“南國”諸侯。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五)，載《考古學(xué)報》1955年第10期和1956年第3期 隨州之厲國西周初年已成為周之侯國，說明它至遲商代末年已經(jīng)立國，并與周王室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春秋早期，此厲國又成為楚之與國，因而有《左傳·桓公十三年》所載“楚子使賴(厲)人追之”事。春秋晚期，楚國為了加強對漢東地區(qū)的控制，以解除北上東擴的后顧之憂，滅掉了這個長期處于楚人卵翼之下的厲國。《左傳·昭公四年》記：“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zhí)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遷賴于鄢。”此“賴”之地望，杜預(yù)無注，或許以為其顯系《左傳·桓公十三年》之“賴”也未可知。楊伯峻先生以為此“賴”即《左傳·桓公十三年》所記之“賴”，其地在今湖北隨州厲山鎮(zhèn)。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四年》，中華書局1981年版 此說可從。但是，也有學(xué)者認為此“賴”是《左傳·僖公十五年》所記河南鹿邑之“厲”的南遷，其地位于今河南息縣東北的包倍鎮(zhèn)一帶，決非《左傳·桓公十三年》所記今隨州境內(nèi)之厲國。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其理由有二：其一，從《左傳》所載楚滅賴的情形來看，是在東伐吳取朱方、殺齊慶封以后，取山東之曾阝以前的一次行動。這期間，楚及諸侯之師一直在淮河中上游南北地帶活動，從八月申克朱方至“九月取曾阝”，前后只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若突然由淮域的朱方回師隨棗走廊滅賴，隨即又前往淮北取曾阝，這大幅度地進退往返，在古代交通條件下，豈是一個月時間所能做到的?其二，《左傳》明言楚大夫彭生罷城賴之師于楚之“東國”邊境，說明此“賴”必在淮域。實際上，這兩條質(zhì)疑并不難解釋。對前者，楊伯峻先生注釋已作明確的答復(fù)：“(楚)克朱方與滅賴蓋以兩支軍同時進行。以地理言之，會于申，申在今南陽市北。賴在今湖北隨縣稍東而北；若朱方，則在鎮(zhèn)江市南。斷無先克朱方，又回師滅賴，軍旅來往數(shù)千里之理。依地理推測，楚師返郢，今湖北江陵縣北紀南城，可以經(jīng)賴而滅之，然后沿清發(fā)水至今武漢市，循江東下至朱方，則師旅不至過于疲芳。《傳》先敘克朱方，由屈申為帥，而滅賴，則楚子自帥，故知可分為二支軍。”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四年》，中華書局1981年版 楊氏的分析是很合乎情理的。對于后者，也不難回答。《左傳·昭公四年》的原文是這樣的：“(楚)箴尹宜咎城鐘離，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顯然，《左傳》是在歷數(shù)了楚人城鐘離、巢、州來后，才指出此“東國水，不可以城”。也就是說，鐘離、巢、州來才屬“東國”范圍，故不可筑城。至于彭生罷賴之師，從行文邏輯上看與“東國水，不可以城”沒有必然聯(lián)系。否則，《左傳》何不將賴置于“東國水，不可以城”之前呢?事實上，楚人罷城賴之師的原因，《左傳》已于此前作了解釋。《左傳·昭公四年》記楚大夫申無宇曾針對城賴一事說：“……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權(quán)重一時的申無宇把城賴將引起的后果說得如此嚴重，難道不會引起彭生乃至楚王的重視嗎?
隨州之厲國自從魯昭公四年即公元前538年滅于楚后，就再也沒有音訊了，說明它未能像陳一樣享受復(fù)國的待遇，這大概也是楚人的一種策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