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炎帝神農氏的故鄉，已成為人們共識，不可撼動。隨州在湖北。炎帝神農在湖北做了些什么事，炎帝文化與楚文化是什么關系，作為炎帝神農子孫的隨州及湖北人如何弘揚炎帝文化？以下略作考究：
炎帝神農作為一個氏族部落和一個時代的代表，遺跡遍及古荊楚大地，而今江漢流域和鄂西北則更集中，留下了許多動人的傳說。當然，我們今天已難以考查其具體蹤跡，但從楚、湘大地所出土的各種文物，亦可了解其大致歷程：起于烈山、發于涢水、行于漢水、活動于長江中下游地區。
新石器時代，黃河、長江流域各地先民先后掌握了火耕水耨、陶冶斤斧的耕作方法與制陶技術。以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為例，其石器已以磨制石器為主，且相當精致，既有大型的石斧、石鏟、木柄石鋤，又有精巧的刀、鑿等小工具，全面而多樣。各地遺址不定期出土了大量的含有稻谷的紅燒土、陶片和谷灰渣，說明當時荊楚大地已普遍種植水稻。陶器是先民長期使用火和掌握用火技術的結晶，是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標志。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有紅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屈家嶺文化以黑陶為重要特征。石家河文化陶器則雙灰白陶（或黃白陶）為主，器形復雜，許多大型器物前所未見。石家河文化中還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發現了眾多的稀世珍品玉雕。古荊楚地域內出土如此眾多精致的石器、陶器和玉器，證明古荊楚大地，包括江、漢、湖、汀的先民，歷來是相互交流和日漸融合的，所以這些文化遺址也反映了炎帝神農氏文化的面貌與發展軌跡。
漢江中游的谷城縣自西周封谷國。谷國更早時期，炎帝神農在谷城嘗植五谷的駐地——大薤山，堪稱“中國南避暑山莊”，這里有神農生活和勞作過的神農洞、百草園、五谷廳等多處文化遺址，民間傳說和民風民俗等。據介紹，薤白、茶葉皆源于薤山，是神農嘗百草的重要物證。谷城考古發現了石刀、石斧、石耜等遠古時期的農耕器具。谷城現存的諸多祭祀活動，都是以神農為祭拜核心，祭天、祭谷、打圍鼓等農業祭祀活動演變為文藝形式，仍然保留了對五谷豐登的期盼。谷城，因炎帝神農在此嘗五谷而得名。
農業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手工紡織業也相應得到發展。《文子》說：“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期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可見神農氏既強調農耕，亦注重紡織，中國古代男耕女織的社會形態已經形成。這在江漢地區出土的有關文物，亦可得到印證。如屈家嶺文化遺址中，就出土了大小不同的陶紡輪，質地一般為泥質橙黃陶，形體輕巧，彩繪鮮艷，說明當時手工紡織不僅已相當普遍，而且紗和布還有粗細之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必然帶來商業的發展，“日中為市，致天下禮賓司，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是炎帝神農時代“衣食備”所速帶來的積極結果。
中國醫藥，為炎帝神農在湖北始創。著名的神農架林區，則傳為神農嘗百草、創醫藥文化的地方。《淮南子》說：“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權木之實，食贏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堯高下，嘗百草之滋味精，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農氏為了使民人免受病毒之苦，訪師請教，親身體驗，終于創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中草藥文化。包括湖北、湖南在內的古荊楚大地，不僅神農架傳為神農氏嘗百草、創醫藥文化的圣地，而且后來楚人還留下了許多有名的中劃藥記載，楚地更留下了中草藥的實物見證。隨州市厲山鎮距神農架林區只有兩百公里，前者是神農氏故鄉，后者是神農氏采藥的地方。至今，兩地的民俗風情、方言、有關神農氏的傳說故事，都大抵相似。兩地皆系炎帝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神農架民間關于神農氏的傳說故事豐富多彩。炎帝神農氏在這一帶搭架采藥、懲惡揚善、為民謀利的事跡，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僅1990年出版的《神農架民間故事集》一書，就收錄了與神農氏有關的傳說故事幾十篇。這些傳說故事表明，神農氏曾踏遍神農架的山山水水：他架木為巢，供老百姓居住；他搭架采藥，為民治病。后來，春秋時屈原的《離騷》中的“江離”、“芷”、“秋蘭”、“木蘭”等，《九歌》中的“瑤”、“杜若”、“頻”、“蓀”、“辛夷”、“鹿蕪”、“石蘭”等，說明楚人對各種花草的性能均有一定的認識，并引為自己詩作中描繪的對象。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女尸，手里緊握著兩個絹包，內裝有多種藥物，大多味辛溫，與上述《楚辭》有關中草藥讒完全相同。
時至明代，湖北蘄春人、我國杰出的醫藥學家李明珍，畢生深入民間，上山采藥，繼承和發揚了神農氏嘗百草、救人命精神，成《本草綱目》一書，對總結古人醫藥物成就和為后世中草藥訴繼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從炎帝神農醫藥文化至李時珍成為祖中草藥文化的集大成者，說明荊楚大地歷來是我國古代中草藥研究和發展的重要基地，反映了炎帝神農文化與楚文化的密切關系。
炎帝神農在楚地植五谷、創編織、嘗百草、興貿易，這在當時來說，是生產力發展的質的飛躍，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科學技術的成就。楚人立國后，受此思想影響至深，在圖存爭強的歲月中，既堅持“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發展生產，“惟厚于民”，又注重與周邊各族搞好關系，《史記》稱，“甚得江漢間民和”。楚國人繼承炎帝神農開創的事業，經長期的奮斗，終建成一雄踞大江南北的泱泱大國。
炎帝文化孕育——荊楚文化
炎帝神農文化與黃帝文化一樣，既是我國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形態，奠定了華夏文化的基礎。炎帝文化是荊楚文化的肇端，使荊楚文化不斷得到充實、提高，是“源”與“流”的關系，從而使楚文化更加絢麗多姿，充滿了勃勃微生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具有以下重要的精神特質，值得我們大力推崇、繼承、弘揚和發展。
以民為本、為民造福的民本精神。五千年前的神農氏制耒耜，教民農耕；搭架采藥，療民疾患，一日而遇七十毒；制陶器，創紡織，興集市，一心為民造福，“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
隨州志》摘自通鑒前編等）。另據《史記•楚世家》記載，約公元前11世紀中晚期，鬻熊被周王室封于楚，成為楚國的最早締造者。鬻熊提出的治國之道就是"以民為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則提出了"民生"、"民欲"、"民和"、"和眾"等治國方略，認為"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楚國歷史上第一位賢相令尹子文（斗谷於菟）也提出了"夫從政者，以庇民也"的執政方針。賢相孫叔敖處處為民著想，一心為民造福，興水利，救民困，"不得罪楚之士民"。老莊哲學的核心是"道"，強調百姓的禍福、社會的治亂。老子在《道德經》中也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炎帝神農的故鄉隨州人季梁，早在公元前706年（《左傳》）就提出了“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觀點，繼承和發揚了炎帝神農“民惟幫本”思想，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民本思想家。楚莊王更是強調體驗民間疾苦、主張“庇民”和“安民和眾”的民本思想政治家和身體力行者。時至戰國中后期楚威、懷王時期，楚人許行專門談“神農之言”。據《孟子.滕文公上》載，他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反對“有倉廩府庫”、“厲民而以自養”。楚屈原的《離騷》中的詩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應當說是對炎帝民本精神的傳承。這種一心為民的民本思想，一直延續到今天。
身體力行，勤政廉明的奉獻精神。西漢《淮南子》上說：神農氏“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處處體恤民力，從不揮霍浪費，其“為匏居之臺……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被史學家稱為楚國歷史上“首屆一指的廉吏”令尹子文，比孫叔敖早兩個朝代。剛上任之時，令尹子文看到楚國百廢待興，財政極為困難，于是，“斗谷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左傳•莊公三十年》）。“毀家紓難"這一成語，就是高度贊揚令尹子文（斗谷於菟）自愿、主動地獻出自家的私財來緩解國家的困難，而不惜自己“有饑色，妻子凍餒”（《潛夫論•遏利》）。這種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的無私奉獻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被楚莊王破格重用的令尹（宰相）孫叔敖曾被司馬遷尊為“古來第一循吏”，《韓非子》稱孫叔敖當了令尹之后，出行是“棧車、牝馬”，食用“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常常“面有饑色”；孫叔敖死后家無余財，其妻子負薪以自給。正因為楚莊王以"身治為國治之前提"，才有了楚國的強大、楚民的富殷。
敢為天下先，爭當拓荒者的冒尖精神。神農氏一生敢為天下先，他首創農耕，創造耒耜，開創“男耕婦織”；“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首制陶器；“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作豐年之詠”，與民同樂；始創歷法，始定八節，觀象授時；始創集市貿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而楚莊王有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不飛則已，飛將沖天；不鳴則已，鳴將驚人”。楚莊王在位時期（前613-前591），曾問鼎周室（前606年），飲馬黃河（前597年），稱霸中原，“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使楚國成為當時中國乃至全世界第一大國、第一強國；無論是銅器冶鑄、絲織品、竹簡、帛畫、
編鐘音樂、漆器、哲學、天文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天下第一或居于世界領先地位。晚清，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并稱 “四大名臣”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張之洞， 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后，主政湖北的18年間，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以武漢為中心，先后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礦、漢陽鐵廠機器廠、鋼軌廠、湖北織布局、繅絲局、紡紗局、制麻局、制革廠等一批近代工業化企業，居全國之冠，資本總額約1130萬兩白銀。漢陽鋼鐵廠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并形成了以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為龍頭的湖北工業內部結構，武漢也一躍而成為全國的重工業基地。湖北的近代工業體系已初步奠定。漢口由商業重鎮一躍而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國際貿易商埠，被譽為“東方芝加哥”。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說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炎帝精神孕育了湖北人革命首創精神，無論是滿清時期的白蓮起義，還是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均發端于湖北，1911年10月10日（農歷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武昌發生的一場旨在推翻清朝統治的起義，是為“武昌首義”。武昌起義結束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亞洲和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湖北人精神，突出表現的第一件事是歷史上著名的武昌起義。因此，武昌起義充分體現了湖北人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湖北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所立下的功勞也是最突出的，以紅安一縣所出的將軍而言，就比四川全省還要多，而中共內戰勝利的關鍵戰役，均為湖北人所領銜指揮，對日作戰的首次重大勝利也是出自湖北人的手筆。
意志堅韌、百折不撓的不屈精神。炎帝神農在艱苦環境中的種種探索和發明創造，正是源于這種精神。精衛是炎帝的女兒，因失足于海而失去生命，于是化而為鳥，銜石填海。精衛作為百折不撓精神的象征，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夸父逐日”的故事也反映了炎帝神農氏的這種精神。根據《山海經》，炎帝是后土的先祖，而后土是夸父的祖父。“夸父逐日”的動機見仁見智，但夸父竟不畏艱難，敢和太陽競爭高下，以至“道渴而死”。這個神話故事顯然暗含著人類為了認識、征服大自然而自強不息的頑強精神。毛澤東同志曾稱贊“夸父逐日”是“最好的神話”。炎帝的樂工刑天的故事也是如此。刑天和黃帝爭斗，頭被砍掉了，仍“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這是一幅多么壯烈而又不屈剛健的圖畫！陶淵明在《讀山海經》中由衷地贊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種精神一直激勵楚國炎帝子孫前仆后繼、不畏艱險、不屈不撓，為正義、真理的事業頑強奮斗。楚人的先人，他們的精神就是篳路藍縷。荊楚，都是與林有關，楚上面一個“林”，下面一個“足”，從森林里面走出來的，荊上面一個草頭，下面一個“開”，旁邊一個“刀”，是披荊斬棘出來的。所以，楚人崇尚的是炎帝的一種不屈不撓的拓荒精神。屈原的《離騷》中的“雖九死其猶未悔”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自強進取精神，是這種精神的典型傳承。還有，形容湖北人 “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說法,通過追溯從九鳳神到九頭鳥精神的民俗心理流變過程,淺析了楚地人民對先祖的追憶和懷念,渴望人神相通的靈魂觀念,祈求福佑的美好愿望,百折不撓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九頭鳥”的優點一方面在于湖北人智商高，不僅古有炎帝、曾侯乙、季梁、屈原、王昭君，而且近代有李四光、聞一多、董必武、李先念等。“九頭鳥”比喻湖北人意志堅韌、百折不撓、行為果敢、生命力頑強。
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賢明精神。在春秋戰國時期，前后幾十國，“惟楚英賢最多”、“惟楚有才”已成定論。許多賢明的楚王、賢臣，虛懷若谷，襟懷坦蕩，不惜一切代價重用延攬人才，讓他們脫穎而出，個性得以彰顯，報國之志得以實現。楚大夫王孫圉奉楚昭王之命出使晉國，論及國寶時，將知識淵博的觀射父、學問精深的倚相、物產豐饒的云夢澤列為楚國“三大國寶”。無獨有偶，秦國使者打探楚國的寶器和氏之璧和隨侯之珠，而楚國使臣認為“楚之寶器”在人不在物。正因為賢明的楚國國君和大臣愛才、護才、重用人才，才使楚國人才濟濟，多如繁星，使楚國成為當時華夏眾國之中的“人文淵藪”，終于使楚國從最初分封的“土不過同”（百里）的蠻夷小國，逐步發展成“地方五千余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的世界第一大國，留下了千古美譽。
炎帝文化弘揚——賴今楚人
牢固樹立“抓文化就是抓發展，而且是在更高層次上抓發展”的科學理念，以把炎帝文化品牌打造成為
隨州的中心文化品牌、湖北第一文化品牌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品牌，提振隨州及湖北人民的精神，加快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實現在中部崛起。
第一，要提高認識，走出思想的誤區。我國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的顯著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我們也要看到還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重經濟輕文化。長期以來有一種不正確的觀點，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把文化的建設僅僅作為招商引資的手段、經濟發展的附庸，而忽視了文化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二是重黃帝文化，輕炎帝神農文化。我國傳統文化的這兩大精神支柱是統一的、互補的。它們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都起過巨大作用。一個國家既需要統一、理性、秩序，以及發展集體主義精神；也需要競爭、破舊、創新和充分的個性發展空間。黃帝文化和炎帝文化從這兩個方面孕育了我們民族的性格，重此薄彼是不正確的。隨州及湖北作為炎帝文化的發源地，而且又擁有這方面的獨特而豐富資源，因此必須承擔起保護、開發炎帝神農文化的重任。
第二，要整合資源，做好全面建設規劃。要從全局認識“炎帝神農文化”的意義，不要孤立地就“炎帝神農文化”而論“炎帝神農文化”，要以開發和建設炎帝神農文化為突破口，做好隨州及湖北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整合和全面建設的規劃。同時將優秀傳統文化的建設與各方面的文化建設有機統一起來，在建設經濟強市的同時，大力建設文化強市，實現經濟和文化雙崛起的戰略目標。隨州及湖北傳統文化資源之豐富，在全國是有名的，出現目前的落后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從全局和長遠目標出發，經過反復認真研究、論證的既宏偉又可行的總體規劃。隨州及湖北很多重大的在國內外有影響的文化資源（如舉世聞名的
編鐘）的開發和利用都沒有真正形成省一級的聲勢與規模，炎帝神農文化、大洪山佛教文化、桐柏山道教文化等無不如此。
第三，既要強化研究，又要狠抓普及。弘揚傳統文化，是一項需要長期不懈努力才能顯現成效的全民事業。我們在這方面的薄弱環節，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不深，一方面是普及不力。例如，要真正做好我市傳統文化的開發、建設和利用的總體規劃，沒有充分的調查研究是不行的，不加大投入也是不行的。其他省、市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鑒，如聯合國內外、海內外共同開展研究，舉辦定期不定期研討會等等。研究工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什么都與經濟開發、招商引資直接掛鉤，要突現特定文化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同時研究要注重建設隊伍，培養研究人才。研究工作要有分工，組織工作要細，要責任明確。例如對編鐘研究，就應該有從事研究和普及工作的專班，并制定計劃，按期拿出成果。如果這樣做了，就不至于十幾年沒有什么發現和發展。與此同時還要狠抓普及。提高和普及是辯證統一的。還是以編鐘為例，因為十幾年來沒有新的研究成果，就沒有辦法使普及更有效。像目前這種狀況是無法進行普及的，假如我們能像某些省、市那樣，開發出一臺類似“青春版”的編鐘音樂和歌舞，打造《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那樣氣勢恢宏的“印象編鐘”，何愁編鐘文化不普及。我們應該而且有可能使炎帝神農文化、編鐘文化的開發不僅走向全國，而且走向世界。
第四，要突出重點，創建品牌。近年來，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隨州市上下的共同努力，通過連續高規格舉辦世界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炎帝文化國際論壇，炎帝帝故里在海內外的知名度、美譽度顯著提升，有力地帶動了城市品位提升、城市人氣增長、城市經濟繁榮。特別是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炎帝故里拜祖大典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也意味著對炎帝故里故都在隨州這一歷史定論進行了進一步的定性、定格和定位。炎帝神農文化的開發，要突出重點，抓一些重大項目，力爭創造出無愧于我們時代的“品牌”。以什么為重點，創什么品牌這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深入研究的問題。但是坐等是等不來的，要不斷地通過行動，艱苦地去探索。我們有那么多傳統文化資源，而且很多是在全國獨一無二的或第一的，都等待我們去研究、開發。一方面我們的研究者沒有長期深入民間，沒有一批高水平的具有奉獻精神的專家的參與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要靠政府和各級領導，特別是國家和省領導的重視和支持，才創造出了優秀的品牌。我們同樣可以像陜西省建設黃帝文化、湖南省建設炎帝文化、桂林建設劉三姐文化、云南建設麗江文化那樣，與國內大的文化企事業聯手，做好建設“炎帝神農”文化這篇大文章。我們相信，只要從上到下，真正充分認識到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的偉大意義，我們就有信心和力量去實現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具有隨州及湖北特色的優秀文化，把炎帝神農文化打造為湖北第一文化品牌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品牌。
第五，發揚光大，運用當今。炎帝文化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和中華文化之源，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不僅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也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獨特貢獻；不僅鑄就歷史的輝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閃耀著時代的光芒。就隨州而言，要按照“一手抓工業興市、增強硬實力，一手抓炎帝文化、增強軟實力”的思路，大力弘揚炎帝文化，使其體現時代性。炎帝文化的精髓是“開創、堅毅、集成、為民”。開創就是善于創始、創新、創造、創業，勇于探索，“為天下先”；堅毅，是堅定、執著、百折不撓，不懈追求，敢于犧牲；集成是善于借力、借鑒、拿來主義、為我所用；為民，就是民本、民生、民主、民貴。要將炎帝文化精髓運用到隨州及湖北的科學發展中去，弘揚炎帝神農的開創精神，走出一條隨州特色的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弘揚炎帝神農的堅毅品格，克服工業興市中重重困難，不達目標不罷休；弘揚炎帝神農的集成品格（炎帝神農的八大功績，應當說不是他一個人所為，而他善于借鑒集成），擴大對外開放，實行借力發展；弘揚炎帝神農的憂民品格，用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改善民生。
（作者系曾都區委宣傳部原副部長 2010年9月）
